这些窖藏之银， 不行于市，会使钱法壅滞，物价高低无常。银沉于豪右，日久则国库空匮，边饷赈灾之用，必捉襟见肘。

张居正对黛玉道：“皇长子的监国教谕，从法理层面上本就弱于圣旨，只怕江南豪右会造势抗税。依过往经验，他们抗税手段之多，让人应接不暇。

先命士林撰写苦税文章，传抄坊间，再齐聚文庙哭诉苛政。鼓动贩夫走卒执香，随缙绅族老之后，壅塞坊巷。撺掇沿街店铺闭户掩门，渐次牙行封秤，典铺止当。最后则是漕船停摆，更有甚者，会执仗焚衙，火烧钦差。

一但朝廷稍用些强势手段，就有人结连胥吏，伪撰账目，以避重税。或交通京官，罢市上疏‘东南民力已竭’，形成朝野呼应之势。

所以，我打算让沈襄、陆绎二人一人在明，一人在暗，分别带队锦衣卫与死士下江南，协助商税征收。

为避免江南士绅纵家奴，罢市抗税，我还要同步颁行《开豁贱籍令》，让江南数十万因贫为奴的世仆、佃仆，转籍北直隶庶民，给付钱粮田亩。

借口也是现成的，皇帝不豫，两宫太后凤体违和。既然三宫不宁，令天下士绅焚契毁券，悉免家僮，为皇上太后释奴禳疾，祈天垂悯，如此名正言顺。对此谁有怨言，便是为国不忠。”

黛玉凝眉想了想，对丈夫道：“单有陆绎、沈襄二人还不够，再把司南、李如梅、还有老大敬修算上。等于是将锦衣卫、东厂、边军、兵部全拉下来，震慑江南豪右。

开豁贱籍与均平赋役，可同步推进。在颁行发令之前，还需要将‘士农工商兵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

先让心学传人何心隐、异端学者李卓吾打头阵，在江南讲学，宣传‘满街都是圣人’，另外还借用佛道‘众生平等’因果承负之论，广布坊间。为开豁贱籍创造舆论。”

“夫人说得对。我即刻将李卓吾调为南京国子监祭酒，请何心隐从江城移步杭州。”张居正想了想，又道，“夫人既成文坛盟主，何不撰写戏本？将贱民赎身立业的事传唱街坊，鼓舞奴隶追求自由身。

一旦动摇了‘忠仆’之心，就等于剪除了土豪劣绅的羽翼爪牙，再要他们缴纳商税，就无有反抗的助力了。”

“何止要写化贱为良的戏本，《徐阶退田》、《海瑞平冤》的戏本也要写，如此一来可分化士绅，打击抗税首恶。

对主动配合捐田纳税，释放奴隶的士绅，要赐奖匾荣衔，让百姓传唱颂扬。“黛玉掐指算了算时日，“凤姐回信我了，大概半个月后，她会绕道京城，将吉庆班带来，再回登州。届时便可让吉庆班随晴雯、朱雀南下，将我的戏本传至江南。”

夫妻二人商议妥当后，黛玉撰写海瑞清丈田亩惩治豪强的戏，以及奴仆改贱为良后入仕为官的戏，张居正则代笔写了徐阶主动退田以全晚节的戏。

二人互阅增删修改了半宿，黛玉援笔蘸墨，越写越得心应手，对张居正道：“《援朝抗倭》、《靖康之耻》这样的戏本也要写。北疆烽燧相望，战火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江南官民士绅，大多耽膏腴，习文藻，笙歌彻夜，不识人间疾苦。

若要使吴楚之民与蓟辽士卒，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也要让鸿儒，在江南述卫霍之功，铭靖康之耻。更要让妇孺童叟皆知，我大明的万里长城，非砖石所垒，而是万民脊梁所铸，边军血肉所凝。”

张居正一边低头徐书文稿，一边道：“夫人言之有理，从前为了方便运输，节省成本，玉燕堂承接的甲衣与戎服，都是在北地织造的。

南方士绅百姓，没有参与到援军义务中，他们享受歌舞升平的日子，坐在锦舟画舸中，如何想象得出黄沙白骨？若有边饷催科，征发军械商税，南人还会怨声载道，百般塞责。

之所以会如此，一在南北山河悬隔，消息不通，士绅习于清谈，而昧于时艰。二在朝廷重文轻武，学堂常颂诗词礼乐，极少彰显戍卒忠烈。三在江南物阜民丰，北方地瘠战乱，彼此利害不相涉，则情谊日疏。

若要让百姓凝聚共识，单靠戏曲说书宣扬，南北休戚与共，恐怕还不够。朝廷还要颁檄文、立旌表，广传边关战绩。敕令南北官员互调，择边将赴南地宣讲。夫人让李如梅下江南的主意，就很不错。”

夫妻二人秉烛伏案，每晚写到三更天才停笔。写了小半个月，一共完成了十套传奇小本戏。

每一出戏都能在一个时辰内演完，为的是让人物鲜活，性格毕显，且关目紧凑，情理昭然，裁汰枝蔓细节，独取冲突尖锐处演绎。不至于像连台本戏，要连演数天才完结，让人看了后面，忘了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