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城哥，”林芝说，“你说，郑长河的上司，会听我们说话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远处的山，眼神很深。

“不知道。”他说，“但总要试试。”

李树生低着头，没说话。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土豆都拿不稳，掉了几块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吹了吹土，继续吃。

林芝看着他，心里发酸。

“李大哥，”他说，“别怕。咱们有理，有证据。”

李树生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但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那种东西叫希望。

“林知青，”他说，“我不怕。我就是……就是有点激动。我爹记了这么多年的事，终于有人听了。”

他顿了顿，又说：“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树生啊，爹这辈子没本事，就这一件事压在心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真相大白。我答应了。”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会的。”他说，“一定会的。”

歇了半个时辰，三人继续赶路。

走了大半天，翻过两座山，蹚过三条河。林芝的脚又开始疼了，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晏城走在他旁边，不时看他一眼，放慢脚步等他。

走到晌午，终于看见了县城的轮廓。

那些低矮的楼房，那些冒烟的烟囱，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城墙是老城墙，青砖已经发黑了，但还结实。城门洞子黑漆漆的，像一张大嘴，要把人吞进去。

“到了。”晏城说。

三人在城门口停下。李树生看着那些楼房，眼神复杂。他从没来过县城，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山沟沟里，最远只去过公社。

“我从来没来过县城。”他说，声音有些发抖，“我爹也没来过。”

林芝拍拍他的肩膀。

“走吧。”他说，“以后有机会，多来几回。”

三人走进县城。

街上人很多，骑自行车的，挑担子的，步行的，来来往往，热热闹闹。卖吃食的摊子冒着热气，卖菜的担子摆了一地，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卖糖葫芦的，红艳艳的一串，插在草把子上。有卖烧饼的，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烧饼烤得焦黄焦黄。

李树生看得眼睛都直了，不时东张西望，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盯着一个卖糖葫芦的看了很久，咽了咽口水。

林芝看见了，问他：“想吃？”

李树生摇摇头，但眼睛还是盯着。

林芝走过去，买了一串，递给他。

“尝尝。”

李树生接过，看了又看，舍不得吃。最后咬了一小口，酸酸甜甜的，他眼睛都亮了。

“好吃。”他说。

林芝笑了。

穿过几条街，他们来到一栋灰色的楼房前。

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松江县革命委员会。牌子是白底红字，油漆还很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背着枪，表情严肃，像两尊雕像。

“就是这儿。”林芝说。

晏城看着那块牌子，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是紧张，是期待，还是别的什么。

“走吧。”他说。

三人走进去。那两个站岗的看了他们一眼，没拦。

楼里很安静，走廊里没什么人。墙上贴着标语，红纸黑字，写着“为人民服务”“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话。走廊很长，光线昏暗，只有几盏白炽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脚踩在地上，发出空旷的回声。

他们上了二楼，找到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主任办公室。牌子是木头的，漆成了暗红色，边角已经磨损了。

晏城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推开门，屋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见三个人站在门口，愣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晏城脸上扫到林芝脸上，又扫到李树生脸上，带着审视和疑惑。

“你们找谁？”

“找主任。”晏城说。

“我就是。”男人放下文件，摘下眼镜，“什么事？”

晏城走进去，站在办公桌前。他的背挺得很直，眼睛直视着那个男人。

“我姓晏，叫晏城。”他说，“松岭公社的。这是我兄弟林芝，这是我朋友李树生。”

主任点点头，指了指椅子。

“坐。什么事？”

三人坐下。椅子很硬，硌得慌。林芝坐在椅子上，手心都是汗，把裤子都洇湿了一小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主任，”他说，“我要告一个人。”

“告谁？”

“郑长河。”晏城说，“县革委会的郑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