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头很浓，皱起来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额头上。

“郑长河？告他什么？”

“告他包庇杀人犯。”晏城说，声音更沉了，“告他掩盖我爹的死。”

主任愣住了。他的眼镜滑下来一点，他伸手推了推。

“你爹？”

“我爹叫晏大川。”晏城说，“1969年，他在松岭后山被人害死。那些人说他是被老虎叼走的。不是。他是被人害死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你有什么证据？”

李树生站起来，从包袱里掏出那份证词，放在桌上。他的手在抖，证词也跟着抖。那张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都破了，折痕处磨出了洞。

“这是我爹留下的。”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主任拿起证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屋里很静，能听见他翻纸的声音，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李树生。

“你爹是李老拴？”

“是。”

“他亲眼看见那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山？”

“是。”李树生说，“那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铜顶针，是晏大川的。我爹以前去松岭赶集，见过晏大川打猎，认得那个顶针。他还说，那几个人穿着不像是本地人，说话口音也怪。”

主任沉默了很久。

他把证词放下，看着晏城。

“晏城同志，”他说，“这件事，我会调查。但如果属实，牵涉的人很多，不是我能做主的。”

“那谁做主？”

主任想了想。

“市里。”他说，“得报到市里。”

晏城点点头。

“那就报。”

主任看着他，眼神复杂。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无奈，还有一种林芝看不懂的东西。

“晏城同志，”他说，“你要想清楚。这件事，牵扯到的人，可能有很大的背景。你扛得住吗？”

晏城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卖菜，有人在买东西，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有个小孩在追一个皮球，跑得飞快。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安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转过身，看着主任。

“我爹死的时候，”他说，声音很平静，“我十九岁。我娘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到，把自己查死了。我弟弟那时候才九岁，什么都不懂。我一个人，扛了七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在每个人心上。

“七年。”他说，“我等了七年。”

主任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

“好。”他终于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帮你报。”

那天下午，主任写了报告，盖上章，让人送去市里。

晏城、林芝和李树生在办公室里等着。一等就是一下午。

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到西边，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主任批文件，喝水，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他们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林芝靠在椅子上，困得眼皮打架。但他不敢睡，怕错过什么。他掐自己的手心，让自己保持清醒。

李树生一直抱着那个包袱，抱得紧紧的。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又低下头去。

晏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一下一下地走。

挂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一分一分。

太阳落山的时候，送报告的人回来了。

“市里说了，”他说，喘着气，满头大汗，“明天派人来。”

主任点点头，看着晏城。

“今晚住下。”他说，“明天再说。”

三人出了办公室，站在街上。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街上的人少了，只有几个匆匆赶路的身影。卖东西的摊子都收了，地上留下一些烂菜叶和包装纸。

“走吧。”晏城说。

三人找了个小客栈住下。还是那间客栈，还是那两张床。李树生单独一间，在旁边。

林芝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黄黄的一片，像地图，又像云彩。

“晏城哥，”他说，“你说，明天会怎么样？”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

林芝侧过头，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晏城脸上，照出他紧绷的下颌线。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怕吗？”林芝问。

晏城转过头，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