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沿着街走，找了几家客栈。头一家客满了，第二家太贵，一晚上要三块钱。第三家是个小客栈，门脸不大，进去一问，还有一间房，三张床，一晚上一块五。

房间不大，但干净，有热水。墙角有个炉子，烧得正旺，屋里暖烘烘的。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已经发黄了。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

林芝把东西放下，坐在床上，终于松了口气。脚上的鞋已经湿透了，脱下来，袜子都能拧出水来。他把袜子脱了，脚冻得通红，脚底的水泡破了，露出红红的嫩肉，碰一下就疼。

晏城看了看他的脚，没说话，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个烧饼，还有一壶热水，另外一个小纸包。

“把脚泡泡。”他把纸包打开，是一包药粉，“治冻伤的。”

林芝把脚泡进热水里。水有点烫，但泡上去很舒服。药粉化开了，水变得黄黄的，有股中药味。脚上的伤口刺刺的疼，但很快就没那么疼了。

晏城把烧饼递给他。

“吃吧。”他说，“明天一早去火车站。”

林芝接过烧饼，咬了一口。烧饼是凉的，硬邦邦的，但他饿了一天，什么都好吃。他嚼着烧饼，喝着热水，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美味。李树生也吃，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嚼，像在品什么山珍海味。他吃一口，歇一会儿，看看大家，又低头吃一口。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客栈里很静，偶尔能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说话，嗡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呜——长长的，拖得很远，像是在召唤什么。

林芝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他的脚还在疼，但比刚才好多了。泡过药水之后，暖洋洋的，舒服多了。

“晏城哥，”他轻声说，“明天就坐火车了。”

晏城“嗯”了一声。他也躺在床上了，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你坐过火车吗？”

“没有。”晏城说，“头一回。”

林芝也是头一回。在2045年，他坐过高铁，坐过飞机，但从没坐过这种老式绿皮火车。听说很慢，很挤，要坐很久很久。但他不害怕，有晏城在身边，去哪儿都不怕。

李树生也没坐过。他躺在另一张床上，睁着眼，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

“我爹说，”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很轻，很飘，“火车可长了，一节一节的，能坐好几百人。呜呜地叫，跑得飞快。他说他年轻时候见过一次，在县城火车站，远远地看了一眼，一辈子都忘不了。”

林芝笑了。

“明天就知道了。”他说。

那一夜，三人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他们就起来了。简单吃了点东西，退了房，往火车站走。

火车站离客栈不远，走一刻钟就到。远远的，就能看见那个大钟楼，尖尖的顶，在晨曦里格外显眼。钟楼的指针指在六点一刻，时针分针清清楚楚。

站前广场上已经聚了很多人，挑担子的，背包袱的，拖儿带女的，黑压压一片。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有人靠在行李上打盹，有人伸着脖子往售票处张望。有个小孩在哭，他娘抱着他，一边哄一边往队伍那边看。

晏城去排队买票。队伍很长，从售票窗口一直排到广场外面，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长蛇。排了快一个时辰才轮到他。他买了三张票，到北京，每人八块五，硬座，明天下午到。

林芝接过票，看着上面那些字。票是硬纸板的，淡粉色，印着“松江——北京”，还有座位号。他把票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小心地折好，揣进怀里。

“明天下午到。”他说，“要坐二十多个小时。”

李树生咽了咽口水。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那么久？”

“嗯。”晏城说，“车上挤，忍一忍。”

上午九点，火车进站了。

远远的，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呜——然后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越来越近。铁轨震动起来，脚下的地都在抖。然后那大家伙就出现在眼前，黑乎乎的，冒着白烟，一节一节，长得看不见头。车轮轰隆隆地滚过铁轨，发出巨大的声响，震得人耳朵嗡嗡响，心脏都跟着一起跳。

李树生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张着嘴，仰着头，看着那长长的火车，一动不动。他的包袱差点掉在地上，他都没察觉。

“我爹说的是真的。”他喃喃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敬畏，“真长。”

车门打开了，人群涌上去。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喊着让一让的，挤成一团。有人被挤得东倒西歪，有人踩了别人的脚，有人骂骂咧咧的。晏城护着林芝和李树生，跟着人群往前挤。他力气大，在前面开路，把人群分开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