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

“信。”林芝把信递给他，“省城来的。”

晏城接过，在衣襟上擦了擦手，拆开。他的手很稳，但林芝看见，他的指尖在微微发抖。信封撕开的声音在田野里显得很轻，被风声盖住了。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晏城看完，递给林芝。

林芝接过，看见那熟悉的潦草字迹：

“晏城：姓秦的上个月死了。肺癌，没拖过春天。他儿子秦晓东给我打的电话，说这是他爹临终前交代的，让我转告你。他爹说，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爹。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们的债。

我腿伤好了，还在查。郑长河背后的人有眉目了，是省里的。姓刘，省革委会副主任，当年那批人就是他派去的。749局的人他调不动，但能借。姓秦的只是执行者，他才是下命令的。这个人能量很大，郑长河就是他的人。

证据我拿到了。姓秦的死前留下了一份材料，把他知道的全写了。名单，时间，地点，谁下的命令，谁动的手，都写清楚了。他儿子给我的。姓秦的临死前说，这件事压了他七年，不说出来，死都闭不上眼。

等我腿再好些，给你们送去。这段日子你们小心，郑长河虽然停职了，但他的人还在盯着。周永年。”

林芝看完，手微微发抖。

姓秦的死了。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那个说“你动手吧”的老人，那个欠了晏家七年的老人——死了。死在病床上，死在春天来临之前。

他抬起头，看着晏城。晏城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站在那里，握着那张信纸，风吹过来，信纸哗哗响。田野里的喧闹声好像一下子远了，只剩下风声。

“晏城哥……”林芝轻声喊。

晏城没说话。他把信折起来，揣进怀里，转身去解牛。他解得很慢，一下一下，然后扶起犁，吆喝一声，继续往前走。

林芝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稳稳的，犁得直直的，一下一下，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林芝知道，不一样。

那天晚上，晏城把信给李树生看了。

李树生认了半天字，才看明白。他看完，沉默了很久。屋里很静，只有煤油灯的光在桌上晃动。灯芯烧久了，噼啪响了一声。

“死了……”他说，声音沙哑，“就这么死了？”

晏城点点头。

李树生低下头。他的手攥着那个破包袱，攥得指节发白。那是他爹留给他的，他来的时候就带着，睡觉也放在枕头边。包袱皮已经磨破了，但他舍不得换。

“我爹……”他说，“我爹要是知道，他会怎么想？”

晏城看着他。

“他会说，”晏城慢慢开口，每个字都像从心里挖出来的，“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李树生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晏城的眼睛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麻木，是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的那种平静。七年的恨，七年的追查，七年的煎熬，最后换来一句“他死了”。他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就是空。

“周叔还在查。”他说，“这事没完。姓刘的还在。”

四月，周永年亲自来了。

那天下午，林芝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外面有人喊：“林知青！”他抬起头，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院门口。

周永年。

他没拄拐杖了，走路还有点跛，但比上次强多了。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肩上背着个包袱，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是如释重负，还是别的什么？他瘦了，颧骨更突出了，但眼睛很亮。

“周叔！”林芝放下斧头，迎上去。

周永年拍拍他的肩膀。

“晏城呢？”

“在木工组。”

“走，去找他。”

两人往木工组走。路上，林芝问：“周叔，您的腿好了？”

“好了七八成。”周永年说，“走路还有点跛，不碍事。就是天冷的时候有点疼，大夫说正常，慢慢养。”

“您从省城来？”

“嗯。”周永年说，“先去了一趟北京，又去了一趟省城。跑了一个多月，总算把事办妥了。”

木工组里，晏城正在刨一块木板。刨子在他手里推着，刨花一卷一卷地落下来，堆了一地。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周永年，他放下刨子，走过来。

“周叔。”

周永年点点头。他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找个说话的地方。”

三人走到仓库后面，那里僻静，没人。墙根堆着一些旧木料，太阳晒不到，阴凉凉的。

周永年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晏城。

“查清了。”他说，“姓刘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当年那批人就是他派去的，姓秦的是执行者。这个人来头不小，在省里根基很深。郑长河就是他的人，专门负责盯着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