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到了。

院门虚掩着，里面黑漆漆的。推开门，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雪，没人扫过。柴垛还在，鸡笼还在，水缸还在。一切都和他们走的时候一样。

推开门，屋里冷得像冰窖。灶膛里的火早灭了，炕冰凉冰凉的。林芝赶紧生火，晏城去挑水，李树生收拾屋子。晏阳跑来跑去帮忙，递柴火，拿东西。

火烧起来了，噼啪作响。炕慢慢热了，屋里暖了。

林芝坐在炕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

这就是家。

不管走多远，不管经历什么，家就在这里。

等着他们回来。

雨下了三天。

雪化尽了，露出黑黝黝的土地。屋檐下的冰凌一天比一天短，滴滴答答的水声响个不停。院子里的泥地变得松软，踩上去就是一个深脚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混合的气味，湿漉漉的，带着春天的腥气。

林芝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融化的雪水汇成细流，顺着院墙根往外流。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可心里的那些事，不会像雪一样化掉。

从北京回来半个月了。那个姓秦的脸，那句“我就是那四个人里的一个”，那句“你动手吧”——时不时还会在他脑子里冒出来。那个人快死了，肺癌，晚期。可是郑长河只是被停职，他上面还有人。周永年还在查，那些事还没完。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最后看晏城的眼神，林芝忘不了。那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愧疚？他说不清。但那个眼神让他明白，有些债，背一辈子也还不清。

晏城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想什么呢？”

林芝回过神。

“没什么。”他说，“地快能干了吧？”

“快了。”晏城说，“再过几天。等雪水渗下去，就能犁地了。今年的雪大，地里墒情好，应该能有个好收成。”

两人站着，看着远处的田野。雪化后的土地黑黝黝的，等着犁铧翻开。几只乌鸦落在田埂上，嘎嘎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更远处，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来，在晨光里飘散。

“晏城哥，”林芝忽然说，“那个姓秦的，你说他会怎么死？”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怎么死都一样，反正是死。”

林芝点点头。

“你恨他吗？”

晏城想了想。

“恨过。”他说，“现在不恨了。恨没用。”

春耕开始了。

地里到处是忙碌的人影。犁地，施肥，播种。玉米，高粱，大豆，一垄一垄，整整齐齐。晏城天天在地里忙，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林芝也去，两人隔着几块田，远远能看见对方。有时候直起腰擦汗，目光越过田野碰上一下，又各自低头干活。

生产队的钟声每天准时响起，社员们扛着锄头下地，弯着腰干一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没人抱怨，都知道春天是种下去，秋天才能收上来。这是庄稼人的命。

木工组的活也多起来。春耕前要修一大批农具，犁、耙、锄头，堆了半院子。王铁柱带着孙大勇、周建军天天泡在仓库里，晏城收工后也去帮忙，常常干到深夜才回家。林芝有时候去给他送饭，就看见他蹲在那些农具中间，满手油污，借着昏黄的灯光一下一下地敲。锤子砸在铁上，叮叮当当，在夜里传得很远。

李树生现在算半个木匠了。他的手艺越来越好，王铁柱夸他是“天生的料”，他听了，咧嘴笑，露出那口不太齐整的牙。晚上回来，他还是跟着林芝认字，已经能认三百多个了。有时候还能歪歪扭扭地写几个句子，拿给林芝看，等着夸。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爹是好人。”一笔一划，写得特别认真。

日子就这么过着，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

三月初，公社里来了一封信。

那天林芝正在木工组画图纸，听见外面有人喊：“林知青，信！”是小周的声音。

他放下笔，推开门。小周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邮袋，脸冻得通红。

“给晏城的。”小周从邮袋里翻出一个信封，“省城来的。今天信特别多，我跑了半天。”

林芝接过，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晏城收”三个字。邮戳是省城的，红色的，很醒目。他心里一紧，拿着信就往地里跑。

地里到处是人，犁地的，施肥的，忙得热火朝天。林芝绕过几块田，终于看见晏城。他正扶着一架犁，跟在牛后面，一步一步往前走。黑土在犁铧两边翻开，像黑色的浪花。牛走得很慢，犁得很深，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晏城哥！”林芝喊。

晏城勒住牛，回过头。看见林芝手里的信，他的眼神变了一下。他吆喝一声，把牛拴在地头的树上，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