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末尾，还是那四个字。

林芝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那些信已经攒了厚厚一沓，用红绳捆着，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

快了。他想。再过一年多，他也要去深圳了。

到那时候，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猛烈。

深圳的六月，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头顶，晒得工地上的钢筋烫手，摸一下都能起泡。晏城每天穿梭在各个工地之间，脸上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胳膊上晒脱了一层皮，又长出新的一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后背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汗渍。头上戴着安全帽，帽檐下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他时不时用手背擦一下，然后继续拿着图纸，在工地上走来走去。

这个工地是罗湖区最大的项目，一栋二十层的大楼，建成后将是这一片最高的建筑。陈老板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他不能出一点差错。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要检查每一个环节，从地基到钢筋，从模板到混凝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孙大勇和周建军来深圳快四个月了。四个月里，他们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农村小伙，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熟练工。

孙大勇在搬运组干了两个月，被晏城调到砌墙组学技术。刚开始他连砖都码不齐，师傅骂了他好几天。他不吭声，下了工还自己练，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现在他已经能独立砌墙了，虽然速度还比不上老师傅，但质量一点不差。晏城去看过几次，看着他砌的墙，点了点头。

“还行。”他说。

孙大勇听了，咧嘴笑了好久。

周建军还在和灰组，但他和灰和得均匀，速度快，从不误工。师傅们都夸他，说他干活踏实，有眼色。有时候材料供应不上，他就主动去帮忙搬砖运料，从不闲着。晏城看在眼里，心里有数。等有机会，也得给他调个岗位。

晚上收工后，三个人常常坐在工棚外面，就着月光聊天。聊工地上的事，聊老家的事，聊以后的事。深圳的晚上比白天凉快些，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海边的腥味。工棚外面用砖头垒了几个凳子，他们就坐在那儿，一人捧个大碗茶，说话声压得很低，怕吵着别人。

“晏城哥，”孙大勇有一次问，“你说，咱们以后能自己干吗？”

晏城看着远处的工地，那些塔吊还在转，那些灯光还亮着，工人们还在加班。打桩机的轰隆声远远传来，一下一下，像心跳。

“能。”他说，“但要一步一步来。”

周建军问：“怎么一步一步来？”

晏城想了想，喝了口茶，把碗放在膝盖上。

“先把活干好，把技术学精。然后攒钱，攒经验，攒人脉。你们现在干的活，都是基础。等把基础打牢了，以后就能带徒弟，当工头。当了工头，就能接小活。接了小活，就能攒本钱。等时机成熟了，就自己拉队伍干。”

孙大勇听得认真，眼睛都不眨。

“那得多久？”

晏城笑了。

“急什么？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我比你们大几岁，不也在慢慢熬？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登不了天。踏踏实实干，总会有出息的。”

周建军点点头。

“晏城哥说得对。咱们现在有活干，有钱挣，比在老家强多了。”

孙大勇也点点头。

“是强多了。在老家，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还累死累活。这儿虽然累，但能攒下钱。”

晏城看着他们，心里有些感慨。这些从松岭出来的人，都在慢慢成长，慢慢适应这个城市。他们会越来越好，他相信。

六月中旬，晏城收到了林芝的信。

信比平时厚，拆开一看，足足五页纸。林芝的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每一个角落，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晏城看着那些字，就好像看见了林芝本人坐在桌前，就着煤油灯写信的样子。

“晏城哥：好久没给你写信了，最近太忙，期末考试快到了，天天泡在图书馆。早上七点进去，晚上十点出来，中间除了吃饭，就一直坐着看书。图书馆里人多，有时候找不到座位，就坐在地上。但我不觉得累，看着那些书，想着以后能用上，心里就踏实。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学期的成绩又是优秀，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说我是他们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其实不是我有多聪明，是我比别人更用心。我知道这些知识以后有用，所以学得格外认真。经济学的那些理论，我都能背下来；数学的那些公式，我都反复推演；英语的那些单词，我都一个一个记。等以后去了深圳，这些都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