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勇和周建军怎么样了？替我问他们好。晏阳来信说他在学校挺好的，学生喜欢他，校长也夸他。他还说周末去找你们吃饭，你们聚了吗？他说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馆子，面条做得好，你们去吃过没有？

我在北京挺好的，就是想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要看好几遍。那些字，那些话，都记在心里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拿出你的信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室友说我睡觉都抱着信，问我是不是家里寄来的，我说是。他们不知道，这比家里寄来的还重要。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我就毕业了。你等我。

我想你了。”

晏城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粗看，知道写了什么；第二遍细看，把每一个字都看清楚；第三遍再看，把那些重要的句子在心里默念一遍。念到“留着，等我去深圳，咱们一起商量”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那个口袋有点鼓，里面还有那个装钱的信封，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沉甸甸的。

他坐在工棚外面，看着远处的工地，想着林芝写的话。太阳已经西斜了，把工地染成一片金红色。塔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工人们开始收工了，三三两两地往工棚走。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

他笑了笑，站起来，往工地走去。还有活要干，不能偷懒。

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晏阳来找他们。

他现在在罗湖边上的小学教书，学校离工地不远，坐公交半个多小时。他来之前给晏城打了电话，说想一起吃顿饭。

那天下午，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骑过来。到工地的时候，满头是汗，但脸上带着笑。

四个人又在那家小饭馆聚齐了。一人一碗面，一盘炒菜，几个馒头。老板都认识他们了，每次来都多给点菜，还会给他们端一碟免费的咸菜。

晏阳比刚来的时候瘦了点，但精神很好。他穿着那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不像刚来时那么腼腆。

“哥，我们学校这学期又招了一批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孩子。家长在工地上干活，孩子就跟着来了。我们班现在有四十多个学生，挤得满满的。教室本来就不大，现在连过道都坐着人。”

晏城听着，点点头。

“累不累？”

“不累。”晏阳说，“教书有意思。那些孩子，啥都不懂，慢慢教，慢慢就会了。看着他们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心里高兴。有个小孩，刚来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会写‘我爱中国’了。”

孙大勇在旁边插嘴：“晏阳现在可厉害了，听说还当上班主任了？”

晏阳不好意思地笑了。

“就是帮着多干点活。我们学校老师少，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校长让我当班主任，我也不好推。”

周建军问：“工资够花吗？”

“够。”晏阳说，“一个月四十五块，吃饭够了。还能攒点。我每个月攒十块，以后有用。”

他顿了顿，看着晏城。

“哥，我听说你拿到分红了？一万块？”

晏城点点头。他正在吃面，呼噜呼噜的，腮帮子鼓着。

晏阳沉默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面，半天没动。

“哥，你真厉害。”

晏城摇摇头。他把面咽下去，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不是我厉害。是林芝说的对。”

晏阳愣了一下。

“林芝哥说什么了？”

晏城想了想。他放下碗，看着窗外的夜色。

“他说，将来房地产会大发展。让我好好干，以后自己干。”

晏阳点点头。

“林芝哥说的，肯定没错。”

吃完饭，四个人站在饭馆门口。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远处工地的塔吊还亮着灯，还在转，那些灯光在夜色里格外显眼。打桩机的声音远远传来，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哥，”晏阳忽然说，“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我想一直教书。”晏阳说，“在深圳教书。以后这边孩子越来越多，学校肯定也越来越多。我想当个好老师，把那些孩子教出来。也许有一天，我能当上校长，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晏城看着他，没说话。

“哥，”晏阳又说，“你以后自己干，我帮不上什么忙。但你需要我，随时叫我。我能帮你管账，帮你跑腿，帮你做我能做的任何事。”

晏城伸出手，在他头上按了按。那只手粗糙，但很轻。

“好。”

十月中的一天，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