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安全区域里，黄哥拄着拐杖站着。老伴扶着他，怕他往前栽。黄哥来深圳定居两年多了，腿上的老伤一遇阴天就疼，但精神还好，嗓门还是大，没事就在工地上转悠，指挥年轻人干活。年轻人都叫他“黄爷”，他听了就笑，笑着笑着就咳嗽。这栋楼封顶了，他站在底下仰头看着，眼眶也潮了一瞬。

宝安工地上，工人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从松岭来的那几个，孙大勇、周建军、刘建军，现在都成了头。孙大勇管着宝安项目，周建军管着福田项目，刘建军管着南山项目。新来的工人有从四川来的，从湖南来的，从贵州来的，从广西来的，说着不同方言，吃着不同菜，干着一样的活，做着一样的梦。孙大勇有时候站在高处，看着这些人来来去去，会想起他自己刚到深圳的样子。那时候他也跟他们一样，穿着胶鞋、戴着头盔、浑身灰扑扑的，身上的钱不够吃饭，最大的念想就是多挣一点寄回老家。现在他在深圳有了房，有了车，有了家。那些从老家带来的土，种在花园里，长成了树。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深圳人，但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

封顶仪式结束后，孙大勇在一家湖南菜馆请了几桌。不是大饭店，就是工地附近那种小馆子，塑料椅子，一次性桌布，菜量大，味重。孙大勇举着酒杯，脸红脖子粗，说了好一阵子。他说他刚来深圳那年，瘦得跟猴似的，搬砖都搬不动，是晏城手把手教他。他说他这辈子最对的事是跟着林芝和晏城干。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有了，就盼着儿子拿块金牌回来。小李在旁边拉他袖子，让他少喝点，他不听，把酒喝了，眼圈泛了红。

黄哥喝了几杯，咳嗽了一阵，老伴不让他喝了。林芝坐到他旁边，给老人盛了一碗汤。黄哥接过汤笑了，“林老板，你还记得当年我带你去买水泥的事？”林芝说：“怎么不记得。那年你跟李经理讨价还价，磨了一下午，省了两百块钱。”黄哥说那是他该做的。林芝也笑，端碗喝汤。

刘建芳从广州赶回来了。她穿一件素色旗袍，墨绿的，竹叶纹，头发盘起来，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坐在刘建民旁边，不怎么说话，但一直笑着。有人问她广州的生意好不好，她说还行。又问她有没有找对象，她说不急。问的人也就识趣地收了话。王凤娟坐在对面，看了她好几回，欲言又止，夹了一块鸡腿放到她碗里，说多吃点，你瘦了。刘建芳说谢谢王婶。低下头吃那块鸡腿，慢慢吃，吃得很慢。

散了席，林芝和晏城走在深南大道上。夜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凉丝丝的。凤凰木落了一地花瓣，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路灯亮了，一盏一盏延伸到远处，连成一条金色的河。路上的车少了，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溅起路面上薄薄的水膜。

“晏城哥。”林芝开了口。

晏城稍稍偏过头，路灯下的侧影被勾出一道灰蒙蒙的边。

“念恩毕业了，回来了。大勇的儿子跑了全国第二，建芳在广州开了分店。咱们当年从松岭带出来的那些人，一个一个都出息了。”林芝踩着人行道上一块翘起的地砖，又落了回去。

晏城的声音很低沉：“嗯。他们都出息了。”过了一会儿加一句，“比咱们强。”

“比咱们强，才好。”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谁都没开口。风把紫荆花瓣吹到他们肩上。晏城站住了，林芝也站住。晏城伸出手，把他肩上的花瓣拈掉，又把他衬衫领子翻好，拍了拍那道新熨的熨痕。

“林芝，明天宝安那边还要浇混凝土，我五点要出发。”

林芝看了看手表，指针刚过九点三刻。“那你还不回去睡。”

“回。”

两栋人影又往前走。晏城走了几步，忽然说了一句：“你也出息了。”声音不大，像风，但林芝听得清楚。

李树生走不动了。

那年秋天，他在小区花园散步，脚下绊了一下，摔了。腿骨裂了，医生说年纪太大，骨头长得慢，要卧床静养。他靠在床头，被子拉到胸口，枕头上垫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王凤娟不让他下床，吃饭端到床边，洗脸端到床边，连上厕所都要扶着去。她瘦了，脸上的皱纹多了，但还是那股精神，见人就说“老李没事，过几天就好了”，眼圈却不争气地红了又红，背着人时悄悄擦眼角。

李树生靠在床头，手里还拿着刻刀，在一块木头上慢慢地刻着。他的手指有点肿，握刀的时候微微颤抖，指节处磨出了新的茧子，压在旧茧上厚厚一层。王凤娟说你就不能歇歇，他说不刻难受。他刻的是一棵树，松树。树干攀着石头往高处伸，树冠很宽，底下站着一个拄拐杖的老人，身旁有人扶着。造型简简单单，刀法粗粝，但一看就是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