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是理发店老板娘打来的。

“建芳，新年快乐！一个人？”

“新年快乐。一个人。”

“唉，你呀。来广州这么久，也不找个伴。”

刘建芳笑了。“找什么找。一个人挺好。”

“好好好，你说了算。保重身体啊。”

“你也是。”

挂了电话，刘建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江面上的烟花倒影。红的绿的，在水里碎开来，又被水波推着合拢。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紫藤架，浅紫色的花穗垂在头顶，她的视线穿过花枝落在某个穿着新工装、脊背挺直的人身上，那人始终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再等下去。电视机里，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她跟着念。“七、六、五……四、三、二、一。”她把那杯凉透的茶喝完了，洗了杯子，放在沥水架上，回卧室睡觉。关了灯，黑暗中阳台外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收尾。

黄哥和老伴早早睡了。人老了，熬不了夜。十点多就洗了脚上床，老伴还嘟囔了一句跨年，黄哥说她年年跨，年年还不是一样。关上灯，窗外远处有烟花闷闷地炸响。黄哥翻了个身，面对老伴，说了句“两千年了”。老伴嗯了一声，翻过去另一边。过了一阵，不知谁先打起了鼾。呼吸声匀了，烟花声远了，夜终于沉下来。老两口的鼾声合在一起，窗外那几朵残剩的礼花还在断断续续地亮，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在墙角的地板上慢慢暗淡。

刘建军的爸妈也早早睡了。他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妈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匀。他想起当年从老家来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那时他头发还没白，背也不驼。现在他在深圳住了好几年，儿子出息了，女儿也出息了。他闭上眼睛。外面的烟花还在响，但他听不见了。翻了个身，手搭在老伴的胳膊上，终于也睡了。

世纪钟声敲响时，林芝还在窗前站着。晏城已经去了厨房，倒了两杯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酒，超市买的，几十块钱一瓶，瓶身上贴着促销的红标签。林芝接过酒杯，两个人碰了一下。

“干杯。”

“干杯。”

喝了一口，酒有点涩，不是回味很长的酒，但在这时候喝着刚刚好。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下一个千年，咱们在哪儿？”

晏城没回答。看了一会窗外的夜色，才说：“在松岭。在松岭的月亮底下。”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远处的烟花又猛了一阵，随后渐渐稀了，三两朵在夜空角落里自顾自地绽开。城市还没有睡意，市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但松岭大厦的顶层只剩下这座城里最安静的一角。林芝侧过头看晏城的侧脸。晏城没看他，端着酒杯，目光落在远处。那盏煤油灯早熄了，但那点光没有灭。

第100章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两千年，三月。深圳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正月十五刚过，气温就蹿到了二十度。深南大道两侧的紫荆花开成瀑布，从深圳大学一路铺到上海宾馆。环卫工人前脚扫完，后脚又落一层，索性不扫了，让那些花瓣铺在人行道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走在棉花上。

松岭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林芝翻开一份新做的规划图。图纸很大，铺满了整张会议桌，四角用镇纸压着，镇纸是他的老物件——从松岭带来的两块青石，刻着松岭两字，是李树生当年给做的，李树生那时候手指还利索，刻刀一握就是一整天。晏城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低着头看图纸。

“宝安二期，今年五月开工。三期明年春天。全部做完，二零零二年。”林芝的一支红蓝铅笔在图纸边缘轻轻点了点。“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晏城翻过一页，看了图纸背面的签字栏那里有孙大勇的签名，钢笔字刚劲，跟在名字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晏城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动了一下。

“大勇进步了。以前连名字都写不好。”

林芝也笑了。“人都会变。当年搬砖都搬不稳，现在管着几百号人，图纸也能看出门道了。上次总工不在，他帮着审了几张变更，还真挑出两个尺寸错位。”晏城没应，红蓝铅笔在那两处错位的说明上又轻轻勾了个圈。

孙大勇确实变了。以前那个光着膀子搬砖的毛头小子，现在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开会发言。手下的人叫他“孙总”，他不习惯，让他们叫他“大勇哥”。但工地上新来的那些小伙子，还是叫他“孙总”，他也就由他们去了。孙小勇从省队打来电话，说队里换了个新教练，训练强度大，但成绩提升很快。孙大勇听了，在电话这头闷闷地“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以后，才对小李说了一句：“那小子，皮又黑了不知道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