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生的葬礼很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松岭公司的人和王凤娟请来的几个老邻居。墓地在南山，面朝着大海。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还有生卒年份。碑上没有照片，墓碑左侧刻着一棵松树，右侧刻着一只鸽子。那是他自己的设计，生前刻在一块木头上，林芝让人照着放大，做成墓碑的浮雕。下葬那天阳光很好，海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王凤娟站在墓碑前，把那个没刻完的木雕放在碑座上，用一块石头压好。

“老李，你好好歇着。这边的事，不用惦记了。”

孙大勇在旁边哭了一场。他哭得很大声，也不怕丢人。周建军没哭，眼眶一直红着，给李树生鞠了三个躬。刘建军也没哭，他蹲在碑前，把墓碑底座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

林芝站在最前面，没回头，风吹得他的衬衫猎猎作响。晏城站在他旁边，也没回头，手垂在身侧，指节攥得发白。终于他伸出手，握住了林芝的手。林芝没挣扎，由他握着。两个人握了很久，谁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风一直吹。

李树生走后，王凤娟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家里。林芝让她搬到松岭大厦来，她不肯。“那房子，有老李的味道。离了他，味道就散了。我不能让它散了。”她每天还是去菜地，浇水，拔草，摘菜。刘建军的妈陪着她，两个人说话。刘建军的妈说老姐姐你一个人，不行就搬过来跟我住。王凤娟说不搬。我就在那儿。哪儿也不去。她种的菜还是那么水灵。

松岭小学的新教学楼又落成了一栋。四层，二十间教室，一个图书馆，一个多功能厅。晏阳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新楼，想着李树生。李树生从来没上过学，但他认识的字比谁都多。林芝教过他，他自己也练过，一笔一划，很认真。那些字，去了那个世界还会用上。晏阳想，到时候给他多烧几本书，带插图的那种，看着不闷。他在操场上站了好一阵，教务主任来喊，晏校长该开会了，他这才转身慢慢走回办公室。

周念恩在设计院带了两个徒弟。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一个从同济来，一个从华南理工来。两个人叫他“周哥”，他教他们画图，教他们看规范，教他们怎么对施工方提意见。两个年轻人起初不太服，后来出了一个变更咨询——周念恩只翻了几页就指出计算模型中的一处参数错误。从那以后，两个徒弟彻底闭了嘴，也跟着他学了不少。有一天加完班，两个人请他吃夜宵，在路边的烧烤摊上喝啤酒。

“周哥，你怎么想到干建筑的？”

周念恩想了想。“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搬砖、砌墙、绑钢筋。我家窗外的脚手架换了不知多少茬，我小时候每天听着打桩机的声音写作业，不知不觉就会了。”

同济那个问，周哥你爸现在还在工地吗。周念恩说在。华南理工那个说，那你爸是建筑世家。周念恩摇摇头，没再说话，把面前那杯酒喝了，付了账起身回家。

孙小勇的体育生涯遇到了瓶颈。他的成绩一直卡在二十秒六左右，进步很难。教练说他技术差不多定型了，想要突破很难。孙小勇不甘心，每天加练，别人跑十个二百米，他跑十五个。孙大勇打电话问他训练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孙大勇没再问了，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过了一阵又叫小李过来坐下。

“你说，小勇还能跑吗？”

“能。他肯定能。”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还能突破不？”

小李没说话。孙大勇自顾自地说了一句“行吧”，关了电视，没什么精神地进卧室睡了。

孙小勇后来在一次内部测试中跑到二十秒五，突破了一点点，离奥运A标还差零点三左右，但孙大勇已经很高兴了。他逢人就说：“我儿子，二十秒五！”孙小勇他妈在旁边翻他白眼。

黄哥去世了。那年冬天，他在家里走的。老伴发现的，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再没醒来。林芝派人去福建处理后事。孙大勇代表公司去了一趟，回来瘦了一圈。他说黄哥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笑，手边还放着一顶旧安全帽，公司的老安全帽，上面的“松岭”两个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林芝听着，没说话。

两千零二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裹着旧人和新楼，一页一页翻过。

除夕夜，王凤娟又做了一大桌子菜。孙大勇一家，周建军一家，陈小明一家，刘建军一家，刘建芳也从北京回来了，都来了。他们把大圆桌搬到客厅里，挤一挤能坐下。李树生的座位空着，王凤娟在他常坐的地方摆了一副碗筷，没有人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