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生走后第二年，王凤娟给他刻的那块墓碑添了一行小字——“松岭人，一辈子。”字是林芝想的，晏城亲手写的，墓园的石匠刻上去。王凤娟站在墓碑前面，把那行字念了好几遍。

“老李，你听见了吗？你是松岭人。”

风吹过来，松树哗哗响。

孙大勇的儿子孙小勇当上了省队的短跑助教，开始带小队员了。他带的孩子才十五六岁，跟他当年一样瘦，同样跑得快。他告诉他们：“你们能跑到二十秒五，我就死也瞑目了。”其实他想的不是二十秒五，是他的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但那句话他从不对任何人说。孙大勇知道了，在电话里说：“你好好教，别把孩子练伤了。”孙小勇说知道了，父子俩在电话两头沉默着。

刘建芳的裁缝店在深圳开了第七家分店，就在松岭大厦楼下。王凤娟每天路过都要进去看一眼，看着那些旗袍，看着那些布料，看着那些忙碌的店员。店员们不认识她，她也不说自己是谁。有一次刘建芳正好在店里，看见她站在门口，赶紧迎出去。

“王婶，您怎么不进来？”

“没事，就看看。”

刘建芳扶着她进来坐，给她倒茶。王凤娟端起茶杯，看着墙上那些照片，有刘建芳的作品，有她在国内外时装周上的合影，还有她和徒弟们的合影。王凤娟一张一张看过去，目光最后落在一幅大照片上，画面中刘建芳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站在T台中央，手捧奖杯，四周的闪光灯汇成一片星云。

“建芳，你出息了。”王凤娟搁下茶杯说了一句。刘建芳没接话，眼眶红了，王凤娟的手轻轻搭在她手背上。“你李叔要是能看见，也高兴。”刘建芳嗯了一声，把茶杯转了一圈，杯底的残茶叶慢慢散开，像墨。

两千零三年秋天，松岭公司开始布局商业地产。第一块地在南山深圳湾，不大，三十亩，但位置极佳，紧邻规划中的总部基地。林芝打算在这里建一栋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第二总部，建筑高度定在一百八十米。

“晏城哥，这栋楼，你来管，图纸我盯着。”

“行。”

两口子还是一样默契。晏城负责施工，林芝负责设计。两个人常常讨论方案到深夜，为窗户的形状、幕墙的分格、大堂的高度反复推敲。林芝的头发又白了一些，晏城也是。但两个人看对方的时候，好像都没看见那些白头发。

松岭小学那一年扩建了初中部。晏阳忙着招聘新老师、规划新课程，比以前更忙了。他头发白了不少，人也胖了些，但精神还好。

他有时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孩子在跑，在跳，在大声吵闹。他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想起在松岭的土坯房里，林芝教他认字，晏城坐旁边编筐。那些日子，像梦一样远去了，但那些人不曾远去。

两千零四年来了。

新年刚过，王凤娟也病倒了不算大病，重感冒，发烧，咳嗽。她躺在床上，盖着李树生以前用的那床被子。孙大勇来看她，坐在床边，叫她“王婶”。

王凤娟半睁眼，“大勇来了。吃饭没？”

“吃了。您别操心我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没事。小毛病。过两天就好了。”她说着就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林芝和晏城赶到时，孙大勇正端着水杯喂王凤娟喝水，床头柜上搁着一包没拆封的止咳糖浆，旁边还有一盒纸巾。

“王婶，您别说话了，好好歇着。”林芝把她被子掖好。

王凤娟点点头，又睡了。刘建芳、刘建民、刘建军都来过了，陈小明、周建军也来过了。刘建军的妈也在，她做了王凤娟爱吃的南瓜粥，一勺一勺吹凉了喂。王凤娟喝了几口，“老姐姐，你做的粥真好喝。”刘建军的妈眼睛一红，别过脸半天才转回来。

王凤娟的病拖了半个月才好。她出院那天，孙大勇来接她。林芝和晏城也来接。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几个人，忽然说了一句：“你们都忙，不用来看我。我没事的。”孙大勇说王婶您别这么说，您要是有个什么事，我们怎么办。王凤娟没再说话，慢慢上了车。

两千零四年春天，深圳湾的项目开工了。这次打的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混凝土标号也高了一级。晏城天天泡在工地上，安全帽没摘过，工装磨破了领口。

林芝在设计院和工地之间两头跑。他常与周念恩在办公室或现场碰头，周念恩负责这栋楼的方案深化。两个人的图纸改了不计其数，为一个节点能争上大半天，到最后还是林芝定方向，周念恩负责执行。

“林叔，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大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