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没有人。但有一棵极大的枣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冠遮住了整个院子，密密层层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树下有一个秋千，秋千板是槐木的，磨得光滑发亮。秋千绳是新的，麻绳编得紧实，随风轻轻晃，吱呀声很小，像在哄一个看不见的人。秋千上没有人，但秋千板不是静止的——在微微地动，好像刚刚有人从上面下来。

写书的人站在树下，仰头看了看枣树的树冠。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洒了他一脸斑驳。他低头的时候看见树干上有一道勒出来的旧印子，印子很深，边缘光滑——不是刀刻的，不是虫蛀的，是绳子勒的，勒了好多年勒出来的。他伸手摸了摸那道印子。凹槽刚好能卡进一根手指，槽壁光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这时候院子里走进来一个人。是个中年妇人，挎着菜篮子，竹篮里搁着几根萝卜和一把韭菜。她看见院子里站了个陌生人，脚步停了一下，但没有慌——巷子里偶尔会有外乡人路过，大多是来问路的。“你是谁？”

写书的人说明来意。他说他想写一个故事，关于这棵枣树和它以前的主人。妇人沉默了一会儿，把菜篮子搁在石桌上。石桌上的落叶被她碰落了几片，飘飘悠悠地落在青石板上。她说：“那是我爹和他夫郎的院子。现在没人住了，我隔几天来扫扫。今儿正好来扫，碰上你了。”

写书的人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阿满想了想。她想了很久——不是因为想不起来，是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不知道怎么拣。她在这棵枣树下住了十几年，从七八岁住到出嫁。后来枣树下的秋千换了三次绳，铁盒子埋了又挖，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她把菜篮子往旁边挪了挪，说：“一个读书人，一个种地的。读书人当了一辈子官，回家了还是怕老婆——不对，不是怕老婆，是讲道理。他说的，‘我说的对他才听’。种地的开了一辈子包子铺，到老还是嫌面咸了。我说大强叔你做的面好吃，他说咸了就是咸了，你别哄我。”她说到这里嘴角翘了一下。她继续说——说枣树是怎么从青石镇插到京城又从京城插回来的，说灶台边那块灰布抹布的来历，说秋千绳朽了又换换了又朽，说有一年大强剪枯枝把一根活的也剪了，站在树下半天没说话。

写书的人问：“他们还在这镇上吗。”

阿满说：“在。”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领他走出院子。穿过巷子的时候经过包子铺的旧址——铺子早就不开了，门板关着，灶台还在里面，蒸汽熏出来的白印子还在门框上，形状像一朵云。穿过镇口的老槐树，树底下下棋的老头儿又换了一茬，棋盘还是那块石板。沿着山路往上走，路两边的野草已经长到膝盖高，阿满走在前面，步子不快，菜篮子换了只手。

山脚下有一块向阳的坡地。坡地上并排立着两块石碑。石碑不大，没有石兽没有牌坊，就是两块青石板，比膝盖高一点。碑上刻着字——一块写着“谢正”，一块写着“黎大强”。字迹端正，笔画干净，是程砚刻的。他裱了一辈子画，刻碑的手艺不比裱画差。碑前没有供品，只有几朵不知名的小野花，紫色的，被风吹得轻轻晃。

阿满蹲下来拔掉碑前的几根杂草。草根带着泥被拽出来，她拿手指弹了弹泥放回土里。她说：“大强叔走的时候跟我说，别把他们埋得太远，让他能看见枣树。”她指了指山下——从坡地往下看，青石镇的屋顶层层叠叠地铺在山脚下，老院子的枣树树冠从一片灰瓦里冒出来，郁郁葱葱的，比周围的屋顶都高。坐在这里刚好能看见整个树冠，春天看发芽，夏天看满树碧绿，秋天看枣子挂红，冬天看枯枝上落雪。

阿满又说：“谢先生走得早一些。大强叔多等了一年。”

写书的人没问多等的一年是怎么过的。他看着两块紧挨着的石碑，碑面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石缝里长了些细细的青苔。碑上的字迹一深一浅——深的那个是刻的，每一笔都清晰有力；浅的那个是后来描的，大概是风雨把笔画磨模糊了，有人拿墨重新描了一遍。描的人手没有刻的人稳，笔画边缘有些微微的发抖，但描得很仔细，每一道横每一道竖都没有出界。

“描碑的人手有点抖。”写书的人说。

阿满蹲在地上拔最后一根草，头也没抬。“大强叔描的。谢先生走了以后，他每年春天都拿着墨和笔来这里描一遍谢先生的碑。我说您腿不好别爬山了，他说没事，就当锻炼。描到后面手抖得厉害，‘正’字那最后一横写得歪歪扭扭的——但他描的那个歪的比刻的那个直的还好看。”她把拔下来的杂草拢成一堆搁在旁边的石头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