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强在灶台前和面。面粉是昨天新买的，细白，手插进去凉丝丝的。他在面盆里挖了个窝，舀了半瓢温水倒进去，手掌开始翻压推。面团在掌心里转第一圈的时候黏手，转第二圈的时候开始光滑，转第三圈的时候整个面团收成了一个圆圆整整的球。灶膛里的柴火还没点，厨房里光线半明半暗，灶台上搁着昨晚洗好的碗筷，碗底还凝着几滴水珠。

谢正蹲在枣树下拔杂草。他戴着大强给他配的老花镜——镜片是县里眼镜铺子最便宜的那种，镜腿一边紧一边松，他时不时要拿手扶一下。草拔得很慢，拔一根抬头看一眼菜苗，确认不是白菜苗才拔第二根。

大强从厨房窗户探出头，手上还沾着面粉。“别把菜苗拔了。”

“我认得。”谢正头也没抬。

过了半刻钟，大强又探出头。他盯着墙角那排白菜苗看了看——好像比刚才少了一棵。“刚才那棵是不是菜苗。”

谢正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刚拔的那棵草。根须细细白白的，叶片嫩绿嫩绿的——是棵白菜苗。他沉默了一瞬，把手里那棵菜苗又栽回土里，拿手指把根部的土按实。

大强在窗户里哼了一声，把头缩回去继续揉面。

早饭后大强去包子铺。铺子还在开，在镇口那条巷子里，门面不大，灶台是当年从京城回来以后重新砌的，蒸笼是从京城带回来的那几层，竹条已经蒸得发黄。不过现在一天只卖三笼，卖完就关门。三笼包子，一笼猪肉白菜，一笼韭菜鸡蛋，一笼豆沙。早上现和面现剁馅，蒸好了码在灶台上，谁来买就夹几个用油纸包好。来买的大多是老邻居——在巷子里住了几十年的那些人，有的头发白了，有的牙掉了，有的拄着拐杖慢慢走。

包子铺的招牌换了新的。旧的那块是当年在京城槐树巷挂的木牌，谢正写了“大强记”三个字，大强照着描的，描了五遍才描对，“罄”字底下的“缶”还是写成了“瓦”。那块木牌从京城带回青石镇，又挂了几年，风吹日晒，上面的墨迹都快褪没了，木板也裂了一道缝。大强让谢正重新写一块。谢正就写了。

他写了五张纸。第一张，“大”字的一撇太斜。第二张，“强”字的右边那个“虽”笔画太挤。第三张，三个字之间的间距没掌握好，“大强”挤在一起，“记”隔得老远。第四张，整体不错但“记”字左边那个“言”旁少了一横。第五张——铺在桌上，他端详了好一阵。字是端端正正的小楷，每个字都稳稳当当的，横平竖直，撇捺舒展。比他以前写的所有公文都认真。以前给皇上写奏折，提笔就写，写完了检查一遍有没有犯忌的字眼，没有就封起来递上去。给吏部写考课清册，数字填对了就交，字好不好看不重要。但这块招牌不一样。大强站在旁边看，说：“你以前给皇上写奏折都没这么费劲。”

“奏折是写给皇上看的，招牌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你这个招牌比我当首辅还重要。巷子里的人走过路过都要看，阿满回门的时候看，二丫的孙子来赶集也看。字不好看丢你的人。”

大强没接话，把招牌拿过去挂上了。他退后两步仰头看了看——挂得端端正正，不歪不斜。他说：“行，挂得正。”

开店不一会儿来了第一个顾客。是隔壁巷子的老邻居，就是当年在京城槐树巷包子铺隔壁住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现在他自己也是老头儿了，头发白了一半，走路微微驼着背。他每天早上来买两个猪肉白菜包子，风雨无阻。

“大强叔，老规矩，两个猪肉白菜。”

大强麻利地掀开蒸笼，热气冲上来，他眯着眼拿夹子夹了两个最白胖的，用油纸包好递过去。油纸被热气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拿好，烫。”

“你家谢先生今天怎么没来？以前不都坐那儿吃包子的吗。”老邻居往铺子里扫了一眼，角落里那张桌子空着。

“在家浇菜。他现在浇水不会冲倒苗了。”

“进步了。”

“练了好几十年了。”大强拿抹布擦了擦灶台上的水汽，“四十年。从我们刚成亲那年开始浇，浇到现在终于不把菜苗冲倒了。”

老邻居接过包子咬了一口，腮帮子鼓着，含含糊糊地说那得庆祝一下。大强说有什么好庆祝的，学了四十年才学会的东西，搁别人身上都不好意思往外说。然后他自己也笑了——练了好几十年才学会浇菜，这种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居然带着得意。嘴角翘起来的时候眼角也跟着皱起来。

午后大强收摊回家。三笼包子卖得干干净净，最后一笼是豆沙的，被张屠夫家的儿媳妇全买走了，说要带回去给她儿子当午饭。他把蒸笼洗干净晾在灶台上，关了铺子门，把“大强记”的木牌擦了一遍。沿着巷子慢慢往回走，巷口的槐树叶子密密层层的，几只鸟在树荫底下啄地上的碎米粒，看见人来了扑棱棱飞起来落在墙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