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山兄。”贺兰玉微微颔首。

祝隐在他旁边坐下来。不是刻意套近乎的那种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我就在这儿”的近。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翻开书卷，开始默读。贺兰玉注意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腹有厚厚的茧——应该是握锄头和镰刀磨出来的。

后来贺兰玉才知道，祝隐的家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村子里，每日天不亮便要起身，走将近一个时辰的路来书院。他的启蒙先生便是贺兰修。老秀才一辈子教过不少蒙童，能记住的没有几个，可唯独对祝隐赞不绝口，说他“天资未必最高，但心性最韧”。祝隐十六岁便考中了秀才，是那一年兖州府最年轻的生员。可就在他准备参加乡试的那年秋天，父亲在山上摔断了腿，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他放下了书卷，回家种地、砍柴、给人抄书，一扛便是三年。

去年花果山香皂坊第二次招人时，贺兰修把祝隐的两个哥哥安排了进去。两份工钱加起来，一个月能有二两多银子。祝家的日子这才渐渐缓过来。祝隐也终于能重新回到书院。

这些事贺兰玉原本不知道。是关海从孔寅那里听来，又转述给他的。祝隐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只是每日安安静静地坐在贺兰玉旁边，替他挡掉那些借故靠近的同窗，替他收好夫子发下的讲义，在他咳嗽时不动声色地将窗户关小一些。他做得自然而然，仿佛这些事本就是他分内的。

八月初一的课从辰时正开始。第一堂是经义，由孔夫子亲授。老先生年近花甲，头发白了大半，脊背却依旧挺直。他走进讲堂时，目光先在贺兰玉身上停了停，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温泽”他开口，声音洪亮，带着常年教书育人磨出来的中气，“身体可还撑得住？若有不舒服，不必勉强。”

贺兰玉站起身，微微躬身：“多谢夫子关怀，学生无碍。”

孔夫子又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清瘦的脸颊上停了停，然后移开了。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开始了今天的课题—课讲得很细，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破题，一层一层往下剥。贺兰玉听得很认真，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记着。关海坐在他旁边，也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

课间休息时，贺兰玉被关海扶着去了书院专门为他腾出来的那间空屋子。屋子就在登科班小院的东侧，原本是一间存放书籍的耳房，被收拾出来，摆了一张矮榻、一张小几、两把椅子。矮榻上铺着刘氏亲手缝的薄褥，小几上放着一只粗陶茶壶和几只茶盏。窗户朝南，阳光正好照进来，却不刺眼。

贺兰玉在矮榻上半躺下来，关海将薄毯盖在他腿上。二强从食盒里端出一碗还冒着微微热气的银耳羹，放在小几上。

“少爷，王婶一大早起来炖的，说润肺。”

贺兰玉端起碗，用小勺慢慢喝着。银耳炖得很烂，入口即化，甜度也刚好。他喝了半碗便放下了。刚放下碗，孔寅便推门进来了，身后跟着祝隐。

祝隐在一旁坐下来，没有说话，只是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翻看。贺兰玉发现他翻的是《花木兰》——孔家书屋刊印的版本，封面上画着一个戎装女子，手持长矛，身骑战马。

“义山兄也看话本？”贺兰玉问。

祝隐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妹妹喜欢。我买回去给她看的，自己也翻了几页。”他顿了顿，又说，“写得很好。我阿妹说，她长大了也要像花木兰一样。”

贺兰玉看着他。祝隐说这话的时候，眼底有一种很淡很淡的光。那光不是为自己亮的，是为他妹妹亮的。

“你阿妹多大了？”

“十一岁。”祝隐说，“我教她认的字，她很聪明，学得很快。”

八月的华清县，因为《花木兰》的刊印，彻底热闹了起来。如果说《西游记》让贺兰玉的名字传遍了大华朝野上下，那《花木兰》便是将他推向了另一个群体——女子。从官宦世家的闺秀到江湖帮派的侠女，从书香门第的小姐到商贾之家的姑娘，凡是识字的女子，几乎人手一本《花木兰》。不识字的，便央人读给自己听。更有说书先生将《花木兰》改编成评书，在茶楼酒肆里一场接一场地讲。

关于“女子能不能当将军”的争论，从茶馆烧到了书院，从书院烧到了朝堂。老学究们拍案而起，骂贺兰玉离经叛道、颠倒阴阳。御史台有人上疏弹劾，说《花木兰》“惑乱人心，有违妇德”。

女子的反应则截然相反。她们将《花木兰》视若珍宝。有人将书中的句子绣在帕子上，有人将花木兰的名字刻在发簪上，有人写信到孔家书屋，问“承恩先生”下一部话本什么时候出。更有胆子大的，直接收拾行囊，从四面八方赶往华清县，只为看一眼写出《花木兰》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