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但越来越远了，越来越稀疏了，像一场正在散场的盛宴。他在那些渐渐远去的声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挂着一丝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林时砚是被手机震醒的。不是消息，是电话。来电显示：沈丽华。

他接起来，舅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情绪复杂。有责备，有关切，还有一种他听了很多年的、那种“我说的都是为你好”的语气。

“时砚，你初二回来？”

“嗯，舅妈。”

电话那头沈丽华压低了声音，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大概是家里的亲戚来拜年了。“你在澜湾？……陆征呢？他跟不跟你一起回来？”

林时砚握着手机，靠坐在床头上。窗外的阳光已经很亮了，透过窗帘缝照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长长的、金黄色的光带。他看着那道光带，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他不来，他有事。”

“有事有事，什么事比走亲戚重要？”沈丽华的语气拔高了一点，然后又压下去了，像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被亲戚们听到了不好，“行吧行吧，你一个人回来也行。你舅舅还说要见见陆征呢，这下又见不着了。”

“明年吧。”林时砚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明年”，好像他和陆征的关系会自动延续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仔细想想，他和陆征之间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牢固的，那根线细得像蛛丝，风一吹就断。

沈丽华又交代了几句，无非是“买车票了吗”“几点到”“要不要去接”，林时砚一一回答，然后挂了电话。

他坐在床上，没有马上起来。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沈丽华的名字下面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唐艺发来的，凌晨两点：“砚哥！新年快乐！看到没看到没！我今天在老家放了好多烟花！给你云线上看！”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漆黑的天空里炸开一朵金色的烟花，拍得有点糊，但能看出来形状，像一棵发光的树。

林时砚看着那朵烟花，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

他想起来一件事。从小到大，他没有放过一次烟花。舅舅家过年不放炮，说浪费钱。后来他长大了，自己去过广场上看过几次免费的那种大型烟花秀，站在人群中间，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愿意低头，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那些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在这几秒钟里，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抬头看，所有人都在说“哇”，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人。

但烟花放完了，人群散了，他就又变回一个人了。

他把唐艺发来的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存了下来。

大年初二，林时砚坐大巴回了舅舅家。

三个小时的车程，他靠着车窗，看着高速公路两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光秃秃的山。冬天的田野是灰黄色的，收割后的稻茬整齐地排列在泥土里，像一排排安静的士兵。

舅舅家在县城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林时砚到的时候快中午了，院子里停着好几辆电动自行车，亲戚们已经来了。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沈丽华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女人聊天，看到他进来，声音拔高了八度：“时砚回来了！”

几个女人的目光同时转过来，落在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林时砚知道这些目光是什么意思。他在陆家过得怎么样？穿得好不好？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变成“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当面问的，但目光会替她们问。

他穿了那件六十九块的黑色棉服。不是故意卖惨，是他真的没有别的厚外套。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袖口的线头被钩出来了，垂在手腕上，像一条细细的尾巴。

沈丽华的目光停在那根线头上，嘴角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笑着把他拉进屋里。

屋里的餐桌已经摆好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舅舅林建国坐在主位上，看到林时砚进来，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声音不大，但林时砚听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小心翼翼的感觉，舅舅在跟他客气。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微微发涩。他在舅舅家住了十几年，舅舅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回来了就好”这种话。以前他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因为他不会走。现在他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个家更像一个地址），舅舅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用对待“客人”的方式对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