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七号，林时砚在奶茶店打工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是陌生的，本地的座机。他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礼貌的，官方的，像银行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请问是林时砚先生吗？”

“我是。”

“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您登记的紧急联系人陆征先生正在我院接受治疗，请您尽快来一趟。”

林时砚的手机从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吧台上，屏幕朝下，发出了一声闷响。唐艺在旁边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他弯腰捡起手机，屏幕没有碎，但他的手指在发抖，抖到解锁解了三次才解开。

他请了假，打了车，去了医院。在路上他给陆征打电话，没有人接。他给陆正芳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给陆正远打电话，还是没有接。他的手机通讯录在这段时间里被翻了个遍，所有的号码都拨了一遍，有的通了没人接，有的直接关机，有的说“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的时候一直在抖，抖到好几次点错了联系人的名字，退出去重新点，又点错了。

车开了二十分钟，他觉得开了两个小时。每一个红灯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每一段直路都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他在后座上坐立不安，手指不停地摸手机屏幕，看有没有新消息，没有。他把手机锁屏，又解锁，又锁屏，反反复复，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被困在密闭空间里的、快要窒息的人。

医院到了，他冲进急诊大厅，在前台报了自己的名字和陆征的名字。护士看了他一眼，指了一下走廊尽头的方向，“那边，手术室外面等。”手术室，林时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腿软了一下。不是形容词，是真的软，像支撑身体的那两根骨头突然被人抽走了，他不得不扶住了前台的台面才没有摔倒。

他走到手术室外面的时候，走廊的椅子上坐着几个人。陆正芳在，陆正远也在，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陆正芳的眼睛是红的，她看到林时砚走过来，站起来，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说出话。

“陆阿姨，他怎么了？”林时砚的声音在发抖，抖到他自己都觉得陌生，像一个配音演员在尝试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声线。

陆正芳拉着他的手，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她的手很凉，指甲掐在林时砚的手背上，留下几个半月形的印痕。她吸了一下鼻子，说了一句让林时砚的脑子瞬间空白的话。

“练习赛的时候，车失控了。”

陆正芳的声音在继续，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林时砚的耳朵里：“高速弯，两百多公里的速度，车尾失去了抓地力，撞上了轮胎墙。右手……右手伤得很重。”

林时砚坐在那里，像一尊被冻住的雕像。他的眼睛看着手术室的门，门是关着的，上面亮着一盏红灯，“手术中”三个字在灯箱里发着光。他看着那三个字，眼睛不眨，瞳孔不缩，呼吸不急不慢，但他的大脑已经不再运转了，像一台被拔掉了电源的电脑，屏幕还亮着，但系统已经死了，鼠标点哪里都没有反应。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陆正芳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话，说陆征在赛道上被救出来的时候右手已经变形了，说车队医生做了紧急处理就送来了医院，说医生说要马上手术，说“可能会影响以后”。最后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在他的心脏上来回锯，不快，但很疼，疼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叫出来，但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林时砚第一个站起来，冲过去，但冲到医生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腿在发抖，抖到站不稳，不得不靠在了墙上。医生摘下口罩，表情不是轻松的，但也不是凝重的，是一种职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面无表情。

“手术顺利。右手粉碎性骨折，我们做了内固定，打了钢钉。接下来的恢复情况要看康复训练的效果。”医生顿了一下，像在选择措辞，“但……以他从事的运动来说，恢复到伤前水平的可能性不大。”

走廊里安静了。

陆正芳捂住了嘴，眼泪从指缝间流出来。陆正远站在窗边，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微微塌了下去，像一个被抽走了支撑的架子，还站在那里，但已经不太稳了。那个穿西装的陌生人低着头，在公文包里翻着什么，发出了纸张摩擦的声音。林时砚站在墙边，靠着墙，他的手指在墙面上无意识地抓着，指甲在白色的墙漆上留下了几道浅浅的、不太明显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