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砚负责他的饮食。他做的菜越来越好了，红烧肉的色泽红亮，清蒸鱼的火候恰到好处，鸡汤炖得浓白鲜香。他的厨艺在这几个月里突飞猛进，不是因为天赋，是因为每天都在做，做到手上有刀疤，手腕上有烫伤的痕迹，手指上贴着创可贴。

有一天晚上，陆征做完力量训练之后，坐在沙发上喘气。林时砚从厨房端了一碗汤出来，放在他面前。汤是冬瓜排骨汤，冬瓜炖得透明，排骨炖得酥烂，汤面上飘着几粒枸杞，红的，在白汤里像几颗小小的、会发光的珠子。

陆征用左手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烫的，他吹了吹，又喝了一口。他喝汤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汤，看着林时砚。林时砚在擦桌子，弯着腰，手里拿着抹布，从餐桌的一端擦到另一端，动作很认真，很慢，像在擦一块需要被小心对待的、容易留下划痕的玻璃。

“林时砚。”

“嗯。”

“等我回去了，你也跟我一起去。”

林时砚的手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他。“回去”是什么意思？“一起去”又是什么意思？

“我去干什么？”林时砚直起腰，抹布攥在手里。

“你在，我踏实。”

林时砚看着他。陆征的眼睛里有光，像火一样的光。

“好。”林时砚说，“我跟你去。”

陆征的嘴角弯了。右手还在抖，抖得勺子里的汤晃来晃去，洒了一些出来，滴在桌面上，一滴一滴的，像雨滴打在玻璃上。但他没有换手，他用那只还在抖的手，把勺子送到了嘴边，喝下了那口汤。

十一月末，林时砚做了一件事。他去驾校报了名。填表的时候，在“职业”一栏写了“学生”，在“住址”一栏写了澜湾的地址。他把表交上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了一眼他的照片，又看了一眼他本人，说了一句“你这照片跟你本人不太像啊”。照片里的他头发比现在长，刘海遮住了眉毛，表情很拘谨，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不太习惯被拍照的小动物。现在的他头发剪短了，眉毛露出来了，表情不那么拘谨了，嘴角微微上翘，像一个知道了什么好消息但还不能说的人。

他报了自动挡，因为陆征说过，自动挡只需要右手换挡和握方向盘。他学自动挡，以后可以在陆征累的时候替他开一段。

他回到家，陆征在做握力训练。粉色的握力球在他的右手里被捏得吱吱响，像一只在求饶的小动物。

林时砚站在门口，看着他。陆征的额头上有汗，鼻尖上也有汗，汗水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嘴唇上。他的右手握着那个粉色的球，握到最紧，停了三秒，松开。握到最紧，停了三秒，松开。

“我报了驾校。”林时砚说。

陆征的手顿了一下。球还握在手里，没有松开，但手指的节奏乱了。他偏过头看着门口的林时砚，林时砚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表情很平静。

“自动挡还是手动挡？”陆征问。

“自动挡。”

陆征看着他，看了几秒。那几秒里，他右手的力量松了一些，球从被捏到最紧的状态回到了自然状态。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像一根琴弦被拨动了，发出了一个很低的声音。

“学完了开我的车。”

林时砚愣了一下。他的车？那辆黑色的大G？他连倒车入库都还没学会，陆征就让他开大G？

“我不敢。”他说。

“我坐旁边。”

“好。”他说。

十二月，天冷了。林时砚把那件黑色冲锋衣从衣柜里翻出来，穿上，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子立起来，遮住了半截下巴。他的脸被黑色的面料衬得有些苍白，但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在灯光下微微发着光。他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觉得自己变了，变得“不一样”了。以前他的眼睛里总有雾，雾蒙蒙的，像冬天窗户上的哈气。现在雾散了一些，散到他能看到自己瞳孔的颜色了。深棕色的，琥珀一样的，像装在玻璃碗里的草莓汁在阳光下透出来的那种颜色。

他走出卧室，陆征在客厅里做力量训练。五公斤的哑铃被他举过头顶，手臂的肌肉鼓起来，青筋暴起，像一张被拉满了的弓，箭在弦上，随时可以射出去。

林时砚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走到厨房，倒了一杯温水，放在茶几上，等陆征做完这一组。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十二月的城市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行人的衣服也是灰色的。但在那些灰色中间，有一些亮色——商场门口挂着的红色灯笼，公交站牌上贴着的绿色广告，路口那棵被彩灯缠绕的、正在为圣诞节做准备的、闪着五颜六色的光的树。那些亮色很小，很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但它们在，在这个灰色的、寒冷的、人们行色匆匆的十二月里，它们像一颗一颗的钉子，钉在灰色的画布上，挂着一些被遗忘的、但从未消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