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渡母亲看见了。她看了一眼那块被剔了肥肉的红烧肉，又看了一眼周屿碗里堆起来的东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没说什么。但她下一次给周屿夹菜的时候，夹的是青菜——不是肉。不是肉不够了。是她在这一筷子之间做出了某种判断。

吃完饭，陈渡洗碗。周屿想帮忙，被陈渡母亲拦住了。

“你是客人，”她说，“坐着。”

周屿坐在方桌旁边。陈渡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电视机开着但声音被关小了，画面是一个重播的春节晚会，色彩很艳，在小卖部后面的小房间里投下不断变换的光影。

沉默了几秒。然后陈渡母亲开口了。

“他在外面，有没有被人欺负。”

她说的是方言，但周屿听懂了。他愣了一下。他以为她会问陈渡的训练成绩、比赛奖牌、职业前景。但她问的是这个——有没有被人欺负。好像在她眼里，全国冠军的金牌不如这个重要。

周屿想了想。“现在没有了。”

他说的是“现在”。不是“从来没有”。陈渡母亲听懂了。她低下头，把水杯在手里转了两圈。她的手指关节有一点粗——那是常年搬货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道被纸箱边缘割过的旧疤。陈渡的手指和她很像。

“他从小就不爱说。小学被同学推了一下，回来不说。初中被人在校门口堵过，也不说。我问了他好几次他才讲。”她把水杯放下，看着电视机上无声的晚会画面。“后来他练了摔跤，我以为会好一点。有一回他在器材室被几个大队员堵在里面，回来的时候嘴角破了。我问他，他说是训练碰的。”

她转过来看着周屿。目光很直，和陈渡一模一样。

“你在的时候，他有没有再被人打过。”

周屿回忆了很多画面。巷口积水反射的灯箱白光。陈渡坐在便利店高脚凳上，左眼角肿得睁不开。陈渡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被血浸透了。便利店门口派出所回来的凌晨，陈渡抱住他，全身都在抖，背上的骨头硌在他手掌里。

“以前有过。”他说。然后他停了一下。“后来有一次，三个人在巷子里堵他。我刚好路过。报了警。”

陈渡母亲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

“然后那几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周屿的声音很平。他没有说威胁纸条的事，没有说他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和学号用断水的圆珠笔抄在便利店的价签背面、锁进收银台抽屉里。他只是说结果。“后来他换了新教练，搬到学校外面住。训练馆里的规矩也改了。没有人再动过他。”

陈渡母亲沉默了好一阵子。电视机上的晚会结束了，字幕在无声地滚动，把她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厨房里水龙头的水声停了，碗碟磕碰的清脆声响隔着一道碎花布帘传出来。

“是你帮他找的房子。”她说。不是问句。

“是。”

“他搬出去以后，”她把水杯端起来，没喝，“第一次回家过年，给我带了一盒护手霜。说是有人告诉他冬天搬货手容易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无名指上那道旧疤。“那人是你吧。”

周屿没有接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压了一下。

陈渡母亲把水杯放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玻璃柜台的抽屉。抽屉里是零钱、账本、几支圆珠笔。她从最里面摸出一个东西，放在周屿面前。

是一管护手霜。白色管身蓝色字，和周屿用过的第一管是同款——便利店货架上最便宜的那种。管身被挤得很皱了，从底部往上卷了好几圈，看得出被用了很久，剩的不多了。但她没扔。她把儿子送给她的第一支护手霜收在收银台抽屉最里面，和所有零钱、账本放在一起。

“你给他的不止这些。他不会说。但你给他的，他全记住了。他以前不会照顾人——他连自己的手指破了都不管。后来他回家，给我带了护手霜，给他爸带了膏药。问他谁教的，他不说。”

她顿了顿。便利店的灯箱白光从玻璃门透进来，和室内电视机的余晖混在一起，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浅。

“他不说我也知道。”

周屿低下头。他没有说话。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松开了。

晚上，小卖部打烊以后。

陈渡坐在门口台阶上。周屿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肩并肩，膝盖挨着膝盖。县城晚上的气温比省城低，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团浓密的白雾。小卖部门口的灯箱是陈渡自己换的——去年暑假回来发现原来的灯管坏了，他去五金店买了一根新的换上。灯箱照在门口的柏油路面上，投下一个暖黄色的长方形光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