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回头喊了句“下周训练馆见”，阳光把他手里那枚奖牌照得反光刺眼——他拿的是铜牌，86公斤级的，挂在背包肩带上，随着转身的动作在阳光下左右摆动。许亮自己拿了第四名，差一点就上领奖台。他站在队伍末尾，手里提着一个跟郑阳同款的训练包，包上没有挂任何奖牌。但他经过了郑阳身边时伸手拍了拍郑阳的后背，说了声走了，然后就真的走了——耳机线绕在脖子上，帽子把大半张脸遮住，训练包背带在他背上压出一个熟悉的印痕，那个印痕和所有摔跤运动员右肩上的印痕一样——不是伤，是训练包背带成年累月压出来的肌肉记忆。

陈渡和周屿坐上了另一趟车——回大学城的公交车。这趟公交线路他们坐了整整两年，从便利店第一次相遇之后的冬天开始坐到现在。公交车的车厢地板被无数乘客的鞋底踩得发亮，中间有一块防滑垫已经磨破了边，翘起一个三角形的角。窗框的白色油漆脱落了好几处，露出底下铁锈的颜色，每次关窗的时候会有细碎的铁锈粉末掉在座椅上。后排座位因为靠近发动机盖板，坐垫比其他座位更热，冬天坐着很舒服，但夏天烫得让人坐不住。现在是十月，坐垫的温度刚好——不太热，也不太凉，发动机的余热透过坐垫的泡沫芯传递到腿上，带着一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轻微震动。

车厢里很空，后排只有他们两个人。公交车司机大概已经开了这条线路十几年，快到站的时候不报站，但他会在经过每个路口时打转向灯，滴答滴答的节奏很稳定。陈渡把金牌从脖子上摘下来。摘的时候绶带在他后颈上留下一道极细的压痕——那道压痕在深蓝卫衣领口的边缘若隐若现，是他挂了十几个小时金牌之后皮肤上被绶带边缘压出来的。他没有揉那道压痕，只是把金牌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刻着他的名字、体重级别和获胜时间，字体是正楷，笔画工整，沟槽里还残留着极微量的抛光粉，在光下泛出一点亮晶晶的细闪。他用指腹把那些抛光粉擦干净了，动作很慢，像是在擦一块手表表盘上的水雾。

然后他把金牌放进背包最内侧的拉链袋里，和那两张写着“加油”和“每场都赢”的价签放在一起。价签的纸面已经卷角了，他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的前一天晚上又看了一遍，用指腹在字迹上摸过一遍——“加”字的“力”旁收笔带了个小弯钩，“赢”字的最后一笔也是同样的弯钩，是那支断水的圆珠笔在他反复甩了好几下之后终于出水时留下的惯性。除了字迹，价签上还多了一小片橘子皮的细屑——是昨天出发前在火车上剥橘子时黏上去的。橘子是在车站门口的水果摊买的，周屿说补充维C，买了四个。他剥橘子的时候陈渡坐在旁边，橘子皮的汁水溅到那张价签上，他没注意，后来橘子皮干了就成了价签上那片浅黄色的透明薄屑。

他把拉链拉上，手指在拉链头的金属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抬头看着窗外。公交车经过后街的时候他下意识往窗外看了一眼——那个被卡车压出来的坑还在，积了一小洼雨水。坑的边缘被压碎的水泥缝里长出好几丛青苔，在阳光下翠绿得刺眼——那种绿色比附近任何一片草地的绿色都要鲜艳，像有人把一整管颜料挤在了那个灰扑扑的巷口。这是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是巷口最低洼的地方，雨水积在里面不容易干，青苔借了这块积水的滋养长了一茬又一茬。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便利店的时候，周屿跟他说“走路绕着点，门口那个坑积水”。那时候他们还是陌生人。周屿是在收银台后面说的这句话，语气漫不经心，像是在告诉他关东煮的价格、泡面的口味、隔壁奶茶店的猫叫什么名字。但陈渡听进去了——因为那是在体校附近唯一一个有人告诉他“这里有坑”的地方。在训练馆里没有人告诉他哪里有坑，他只能跌进去自己爬出来。后来他每次路过这个坑都会自动绕开，不需要再低头看。现在这个坑还在。坑里的积水反射着午后阳光，青苔在石缝里疯长，被卡车压出来的水泥碎块边缘棱角已经被雨水磨钝了，长了一层薄薄的黑色霉斑。这个坑还在，但绕开它的人已经变了——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独自低头绕着走变成两个人并肩从旁边经过，没人需要再特意告诉另一个人这里有坑。他们都知道。就像他们都知道便利店灯箱亮着、401的门把手上有保温袋、无名指不需要再缠创可贴、牛奶杯的把手永远朝右。

公交车在体校门口停下。车门打开的瞬间，熟悉的气味涌进来——塑胶跑道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的那种橡胶和沥青混合的气味，掺杂着训练馆窗户飘出来的护粉粉尘的极细微的粉末感。这气味是陈渡在这个城市里最熟悉的味道，从前是压力，是每天进了这道门就要面对垫子上的霸凌和宿舍里的威胁。现在这道门还是同一道门，但他是以全国冠军的身份走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