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管已经熬了三年多，两端烧得发黑，是镇流器老化导致灯丝两端电压不稳造成的。每次开灯的时候灯管会闪几下才亮起来，闪的时候管身里头的荧光粉会发出很短暂的紫色辉光。小叔好几次爬上去检查——搬那把缺了防滑垫的铝合金梯子架在收银台旁边，扶着墙慢慢爬上去，用螺丝刀拧开灯罩，把灯管取下来对着光看。他说该换了，再不换怕哪天跳闸。周屿说还能再用一阵。不是想省那根灯管的钱——灯管才几个钱，小叔进货的时候成箱买，一根也就十来块。是一种没有说出口的习惯：东西没彻底坏掉之前，他不会丢。

灯管是这样。用了三年的扫描枪手柄裂了道缝，他用胶带缠了两圈，胶带边缘已经发黑了，积了灰尘和汗渍的混合物，他也还在继续用。行军床的弹簧塌了一根，睡上去之后那个位置会往下沉，他垫了块硬纸板——是从饮料箱上拆下来的瓦楞纸板，叠了两层——继续睡。连他十四岁那年之后被撕裂的生活也是这样，他不修它，也不看它，只是跟它共存。

灯管滤出的光还是惨白得刺眼，照得货架上的薯片包装袋泛着一层不真实的光泽。番茄味的在最上面一排，原味的在下面，烧烤味的被买得只剩下两包，歪歪斜斜地靠着。两包烧烤味薯片之间有一包是正面朝前、一包是背面朝前，标签没有对齐。他看了一眼，懒得去整理。横竖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夜班就是这样，能熬就行。但“熬”这个字，对他来说不意味着忍受。熬汤是熬，值夜班也是熬——都是把时间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过程。

他是被遗弃在这家便利店门口的。那年他十四岁。

关于那一天，他的记忆是碎片式的，像一张照片撕碎了之后又胡乱拼回去，有些地方怎么也对不齐。有些碎片很清晰——比如父亲那辆二手桑塔纳副驾驶座椅上的焦洞，边缘是焦黑色的，里面露出黄色的海绵，看着像一只闭不上的眼睛。他记得那个胶洞的触感：海绵被烫融之后重新凝固，表面是硬硬的、微微凸起的，用手指按下去能感觉到底下还有一层没有完全融化的柔软海绵芯。有些碎片很模糊——比如那个女人，他不记得她的脸，是真的不记得。他曾经拼命在脑子里翻找过，像翻一本被水泡过的书，纸页黏在一起，一撕就破，只能从残片上辨认几个字。

但那天发生的事，他在心里从头到尾排过太多次，顺序是清楚的。

父亲开的是一辆二手桑塔纳，墨绿色，车型是九十年代末那批普桑，车身有多处补漆的痕迹，右后门上有一块漆是新喷的，颜色比周围深一个色号，没有抛光。副驾驶的车窗摇不下来，摇把是坏的，卡死了。车里有一股烟味和廉价香精混在一起的闷臭——香精是那种挂在后视镜上的树形香片，绿色，已经挥发得快没味了，只剩下底部的纸片还残留着一点化学甜味。父亲说那是上任车主留下的。他不信，因为他父亲抽烟，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块被烟熏出来的黄色茧皮，茧皮上有一道很细的裂口，是冬天皲裂之后没涂护手霜留下的。每次他在驾驶座上抽烟的时候，烟灰偶尔掉在坐垫上，他用手掸一下，掸不干净，坐垫上就留了一小块灰色的灰渍。那个味道他太熟悉了，不是上任车主的。

车开到便利店门口时天已经快黑了。不是深夜——他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觉得是深夜，因为抛弃孩子这种事好像天然应该发生在深夜，黑暗、冷清、没有人看到。但其实是傍晚。秋末冬初的傍晚，天黑得早，其实还不到六点。周围的店还开着——奶茶店正在炒珍珠，机器轰隆隆地响，炒珍珠的铁锅在电磁炉上高速旋转，珍珠在锅底被搅得沙沙响，甜味顺着风飘过来。烧烤摊刚开始摆摊，老板正往炭炉上架铁丝网，木炭在火里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父亲把他从后座上拽下来。拽的位置是上臂——不是手腕，不是肩膀，是上臂中间那块最软的地方，手指箍上去正好卡在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之间。力道不重，但很急，像赶时间。那只手他记得——骨节粗大，手指短而有力，无名指上有一道被鱼线割伤的旧疤，是很多年前在工地打工时被钢丝划的。父亲说去买包烟。然后车灯亮了一下——尾灯是红色的，在后街的暮色里格外刺眼，照亮了排气管喷出来的白烟和地面上被车轮碾碎的枯叶——尾灯拐过街角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在台阶上站着。站着，因为不知道该坐哪里。站着，因为觉得如果自己站着，父亲回来的时候就能一眼看见。站着，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在这家便利店门口坐下来——这不是他的地方。他想了很多可能性，每一个可能性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车还会开回来。他等了很久。久到烧烤摊的炭火从刚开始的旺红色烧成了暗红色，久到奶茶店炒珍珠的机器停了，店员把卷帘门拉了下来，久到后街上的行人从稀稀拉拉变成完全没有。腿站麻了就蹲下去。蹲麻了就坐在冰凉的台阶上。台阶是那种最普通的水泥台阶，表面抹了一层水泥砂浆，砂浆里混了细石子，硌得屁股疼。他用手摸了摸台阶的边缘，发现最上面那级缺了一个角，缺口的断面已经钝了，应该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磕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