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会在心里想：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个。给不了别的。帮不了他打，帮不了他翻案，帮不了他改变体校那个不公平的权力结构。他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给不了别人安全感，只能给两根火腿肠、一碗关东煮、一盏更亮的灯。十四岁的时候，他连自己都守不住。现在至少能帮一个人暖胃。他不知道这些够不够，但他只有这些。

有一天深夜，周屿在理货，陈渡坐在高脚凳上吃萝卜。外面不知谁放了一挂鞭炮，大概是附近城中村有人办喜事。噼噼啪啪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先是一阵密集的炸响，像炒豆子一样连贯；然后是零星的几声，每次间隔一两秒，那是哑火的鞭炮；最后停了，空气中留下一点硝烟味，被风从门缝里吹进来。

陈渡的手顿了一下。极短暂的一瞬。然后他继续吃萝卜——萝卜送到嘴边，咬下去。咬得比刚才用力了一点，像是在用咬合的力度来抵消某种不安。但周屿看见了。那个停顿不是被吓到——不是害怕鞭炮声本身。鞭炮声在深夜突然炸响吓到的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反应是肩膀缩一下，瞳孔放大，然后发现是鞭炮，松一口气。陈渡的反应不一样。他的瞳孔先缩了，然后是肩膀——不是往上缩，而是往下沉，沉了大概半寸。那是摔跤手的预备姿势，重心下降是为了随时发力。然后他的手指在纸杯上收紧了，指节泛白了一瞬，又松开。一个长期被打的人听到突发声响时，他的条件反射是备战。他不是在怕鞭炮，他是在怕鞭炮之后会出现什么。也许是鞭炮声让他想起了童年——在县城那些年，过年的时候父亲喝了酒在院子里放炮仗，放完炮仗推门进来，脚步不稳，满身酒气，然后不知道今天落在身上的会是巴掌还是拳头。一个人的身体不会骗人——肩膀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肌肉比理智更早地记住了那些声音的含义。

周屿把手里的一排酸奶放下来，走到门口把玻璃门拉开了一点。“闷，通通风。”他没有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没有问“鞭炮声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他只是把门拉开，让外面的冷空气进来，让鞭炮的硝烟味被风吹散。然后靠在门框上刷手机，屏幕上划过什么他一个字都没读进去。那些标题在屏幕上闪过又消失——“今日油价”“台风路径”“某明星离婚”——他的拇指在这些字上机械地滑动，眼睛却一直盯着门外，余光在观察那个坐在高脚凳上的身影有没有继续绷紧。他只是站在那里，用自己的身体挡着那扇门。挡了五分钟，直到鞭炮声彻底停了，又等了一会儿，确认没有第二挂，才把门关上。关上门之后又看了外头一眼，后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风把残留的硝烟吹散了。

他想，自己能挡的也许只有这一扇门。那就把这扇门挡好。一个人托不住世界，但一个人可以托住另一个人。这是他能做的。这是他从小就学会的一件事：当无法改变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时，至少可以把门挡住，让那个人在暴力与暴力之间，有一小段安静的时间。像小叔当年没有赶他走，只是让他在便利店后面的行军床上睡了三个晚上，然后说“你就住这儿”。那就是他的门。

陈渡的纸杯已经空了。萝卜吃完了，汤也喝干净了，杯底只剩下一点点萝卜碎屑，粘在纸杯的底角，被最后几滴汤泡软了。“走了。”他说。“嗯。”他站起来，把纸杯扔进垃圾桶。经过周屿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很近，两个人肩膀差一拳头的距离。

周屿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训练垫子的橡胶味——那是摔跤馆特有的味道，垫子的帆布面被无数人踩过，吸收了汗水和清洁剂的混合气味，洗不掉，像刻在布料纹理里的指纹，每个体校生身上都有。汗味——不是刚流的汗，是训练之后汗干了又湿透、再干了好几轮之后留下的盐分和汗酸味，说明他今天下午和晚上都在训练，没有休息。碘伏的酒精味——是伤口上涂的碘伏没干透，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一股微苦的余味，说明受伤之后先回器材室自己给自己涂了碘伏，然后再来便利店。还有一点点洗衣液的味道——那种便利店货架上最便宜的袋装洗衣液，三块五一袋，能用一个月，泡沫稀薄，香味是人工合成的柠檬味，洗完之后留在衣服上的味道很淡，淡到几乎闻不出来，但周屿闻出来了。一个人连洗衣液都挑最便宜的，应该每一分钱都算过——不是抠门，是他需要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寄回县城，补贴他父亲采石场的工钱，补贴他母亲小卖部的收入，补贴他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