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走到冰柜前，用左手的虎口卡着矿泉水瓶的瓶身。大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C形，把瓶子夹在中间，手腕往外撇着，像一个不习惯用左手的人被迫用左手。那个动作看起来很别扭——虎口张开的幅度不够大，瓶身在他手里摇晃了好几下才勉强稳住，瓶身上的冷凝水沾湿了他的虎口，顺着虎口往下滑了一道细细的水痕。卡住以后走了两步，走到泡面货架前面的时候，瓶子从虎口滑出来——冷凝水降低了摩擦力，虎口的握力又不够——差点掉在地上。他又用前臂夹住了：把瓶子夹在前臂和胸口之间，身体微微往前倾，像一个抱着孩子的姿势，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滑脱。泡面桶被他换到右手，但右手的无名指不能弯，桶身只能用中指和食指勉强夹着，夹得不太稳，桶身一直在微微晃动。然后他换了一只手，把泡面桶换回左手，用左手握住了矿泉水瓶。

整个过程中他面上没什么表情。不是不疼，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用一只手生活，习惯了在身体某一部分失灵的时候用其他部位代偿——手指不能弯就用虎口卡，虎口卡不住就用前臂夹，前臂夹不住就换个姿势重新来。习惯了不因为疼痛而皱眉——因为皱眉不会让疼痛减轻，只会让打他的人觉得更过瘾。他在器材室里被堵着打的时候，曾经因为疼得皱了一下眉，郭辉说“哟，会疼啊”，然后多踹了一脚。从那以后他就学会了把疼痛的反应关掉。不是不疼了，是不显实了。周屿想，一个人要受过多少次伤，才能连手指肿成这样都不皱一下眉。这个人的疼痛阈值太高了，高到让人心疼。正常人的疼痛阈值是能被一瓶矿泉水滑脱的瞬间激发出来的——你会因为手指弯不了而烦躁，会因为瓶子差点摔碎而懊恼，会因为连一瓶水都握不住而觉得自己没用。但陈渡不会。他大概从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疼痛是多余的信号，生活不会因为信号而放过你。所以他把信号关了。

“你过来。”周屿把收银台的挡板推开。挡板是活动的，是一块大概半米长的三合板，平时搭在收银台和柜台之间，用来隔开顾客区和收银区。推开的时候和台面碰出喀的一声，像门锁弹开的声音。这声“喀”在凌晨的便利店里格外清晰，盖过了冰柜压缩机的嗡鸣，盖过了白炽灯管细微的电流声，盖过了关东煮格子里汤底翻滚的咕嘟声。陈渡回过头，周屿已经绕到了收银台前面——不是平时站在收银台后面的姿势，是走出来，站在过道里。他把折叠椅从收银台里面拎出来，放在过道上，拍了一下椅面。“坐。”

陈渡走过来，绕过收银台的侧边。收银台后面的空间很窄，大概只够一个人转身，两个人同时在里面就会肩膀碰肩膀。周屿往后让了半步，把折叠椅推到陈渡面前。收银台里面的这把折叠椅是周屿自己坐的，靠背上搭着一件不要的旧工装外套，蓝色的，袖口也磨毛了——那是小叔以前穿过的。小叔穿了几年，袖口磨破了，本来要扔掉，被周屿捡回来洗干净当衣套。外套的肩膀位置被撑得有点变形，因为小叔的肩膀比周屿宽，穿了好些年之后外套的肩线被撑出了弧度，现在搭在椅子上，那个弧度还在，像一个人的肩膀还留在上面。陈渡坐下的时候看了一眼那把椅子——椅面是布的，深灰色，中间凹下去了一块，那是周屿长期坐出来的凹陷。臀部和后背的形状被日复一日的夜班压进了海绵里，海绵的弹性在那个位置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坐上去比其他地方更硬，但更贴合身体。他坐在那个凹陷里，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那个凹陷刚好贴合他的脊背曲线，腰部的弧度正好卡在椅背凸起的位置。像一把为他定制的椅子。不是为他定制的，是周屿把自己坐出来的位置让给了他。

周屿从柜台底下翻出医药箱。白铁皮的箱子，四个角的漆已经磕掉了——右上角那块的漆掉得最多，露出底下银色的金属，大概是被收银台下面的铁架子反复磕碰造成的。金属表面有一层极细的划痕，是每次从柜台底下拉出来时和地面摩擦留下的。把手却握得发亮——不是漆的光泽，是金属本身被无数次手指握过之后形成的包浆。那是一种沉沉的、温润的光泽，和便利店里所有被频繁使用的物件一样——扫描枪的握柄、收银机的键盘、冰柜的把手，都被手掌磨出了类似的光。但医药箱的把手光泽更深，因为握它的时候手指比平时更用力——每次打开这个箱子，都意味着有人需要被照顾。这箱子跟了他三年，以前用不了几次——最多是给买啤酒摔破膝盖的大学生贴个创可贴，或者给建筑工人被铁钉划伤的手指包一层纱布。最近打开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打开都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