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屿把创可贴继续往上缠，每一圈都压住上一圈的一半。第一圈压住起点，重叠了大概三毫米——创可贴的宽度是两厘米，重叠一半就是一厘米，这个比例刚好：既能让创可贴之间有足够的连接面积不至于松脱，又不会重叠太多浪费材料。第二圈压住第一圈的一半，第三圈压住第二圈的一半——每一圈之间的重叠宽度都差不多，维持在创可贴一半宽度的样子。这不是偶然，是他缠的时候手指的角度没有变过，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弧度。缠到指关节的时候放慢了速度——手指关节是活动的，皮肤会随着关节的弯折而拉伸和收缩。太紧了会勒得手指弯不了，每一次弯折都会感觉到创可贴在拉扯皮肤，影响训练；太松了会滑脱，在垫子上滚几圈之后创可贴就自己掉下来了，等于白缠。他放慢了速度，让创可贴刚好卡在关节的弯折处，在关节的褶皱上贴得比其他地方更轻——不是松，是轻。关节的活动需要更大的空隙，创可贴的弹性可以适应这个空隙。这种恰到好处需要手感。他之前给建筑工人和大学生贴创可贴的时候练过，但那时候只是贴——把创可贴往伤口上一按，完事。缠比贴更需要耐心。贴是一秒的事。缠是很多秒的事。一圈，两圈，三圈。

“伤成这样还练？”

安静了许久。久到创可贴缠完了三圈。第四圈开始往上走，快要到指关节了。碘伏的味道在两个人之间散开——那是聚维酮碘特有的微刺激性气味，夹杂着一点点酒精挥发之后的凉意。便利店里只有冰柜压缩机的嗡鸣和关东煮格子里汤底翻滚的咕嘟声。萝卜在汤里微微晃动，被气泡顶得一下一下地往上浮。外面偶尔有车从后街经过，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远，车灯的光从玻璃门外扫进来，在货架上移过去，又消失了。

陈渡在想，要不要说真话。他以前也被人问过——“手怎么了？”“训练摔的。”食堂阿姨问过，他说训练摔的。宿管阿姨看到他在楼道里一瘸一拐，他说训练摔的。队友看到他从更衣室里出来嘴角有血，他说训练摔的。撒谎已经撒成了条件反射，不需要思考就能脱口而出。嘴角流血？训练摔的。眼睛肿了？训练摔的。无名指发炎？训练摔的。他甚至在脑子里编好了一套说辞——抱腿摔的时候手指卡在对手的膝盖窝里，被压了一下，就这样。编得很像真的，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摔跤手在训练中确实会受这些伤，每一个伤都有对应的技术动作可以解释。但这一次他不想撒谎。不是因为撒谎很难——撒谎对他来说比说真话容易，说真话要解释“谁打的”“为什么不还手”“为什么不找教练”，那些问题每一个都比撒谎更累。而是因为这个人在给他缠创可贴的时候手指太稳了。那种稳稳的力度让他在撒谎的边缘刹住了车。他低着头，碎发垂下来挡着半张脸，看不清表情，但陈渡能看到他的睫毛——不密，但很长，在荧光灯下投出极细的影子。他想起这个人给他缠了好几次创可贴，每次都是同一个姿势——蹲在他面前，把他的手指搁在自己膝盖上，一圈一圈往上缠。从来不多问，从来不说“你怎么又受伤了”，从来不用那种“你好可怜”的眼神看他。只是蹲在那里，专注地把创可贴一圈一圈缠好。因为他知道，就算他说了真话，这个人不会追问他为什么不还手，不会劝他去找教练，不会说“你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些话他都听过，没用。劝他的人都是好意，但好意不等于有用。他们不知道站在垫子上被人恶意拧手指的时候，喊教练是没有用的——教练就在场边站着，看着，不说话。他们不知道维护权利的前提是有权利可以被维护——一个从县城考上来的穷学生，在省体校里除了自己的技术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他需要的是一个人在他手肿成这样的时候，稳稳当当、一圈一圈地给他缠上创可贴。不是建议，不是同情，不是鼓励。是创可贴。

“不是训练弄的。”

他说出口的时候，自己都惊讶声音可以这么平。和他说“泡面四块五”一样平。但说完之后他把视线从医药箱把手上移开了，移到了周屿的手上。周屿的手还在缠创可贴，第四圈正在往第五圈过渡——但他的手停了一瞬。不到半秒。太快了，快到如果不是陈渡一直盯着他的手看，根本注意不到。那个停顿是在创可贴缠到第四圈和第五圈之间发生的——手指的动作突然中断了，正在缠绕的右手悬在陈渡的无名指上方，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那截正在延伸的创可贴，创可贴的胶面还没来得及贴上去，在半空中停住了。大概零点几秒之后才继续。然后继续缠。力度和之前一样稳，没有突然加重或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