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屿端起杯子。啤酒在杯子里晃了晃，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像潮水退去之后在沙滩上留下的泡沫线。他没有喝。他把杯子端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光从磨砂灯罩里滤下来，透过啤酒的琥珀色液体，在桌上投下一小片浅金色的光斑。

“为什么。”

他没有看阿骏。他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其实他在问之前已经知道答案了——成绩好的穷人，和家里捐过器材的富人家孩子。这套公式他上初中时就见过：班里有个拿助学金的男孩，成绩好，不怎么说话，穿的衣服总是短一截。有个家里开厂的同学带头排挤他，往他书包里塞粉笔灰，把他放在课桌里的作业本丢进垃圾桶。后来那个拿助学金的男孩转学了。周屿那时候站在角落里假装没看见，他不是不想帮，是那时候他自己也刚从台阶上被拉起来没两年，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帮别人。他只知道把拳头攥在口袋里，攥到指甲掐进掌心，攥到指节发白。现在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不站在角落里了。不是替人出头——他还没那个本事。是至少，不要假装没看见。

“能为什么。”阿骏把签子往桌上一扔。竹签在铁盘上弹了一下，弹到地上去了。他弯腰捡签子，嘴里没停。声音压在炭火的噼啪声下面，但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平静了，像一锅水从边缘开始冒泡，还没沸腾，但快了。

“穷呗。陈渡是县城考上来的，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采石场干活——那种采石场你去看了就知道。不是你想的那种机械化开采，是人工采石。夏天四十多度，石头被晒得烫手，工人赤膊上阵，汗滴在石头上几秒钟就蒸干。粉尘大得像雾霾——不是比喻，是真的像雾霾，口罩戴两个小时就黑了，不戴口罩干一天肺里全是石粉。他爸就在那种地方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被石头砸过一次，砸在左边肩膀上，休息了半个月又回去干活了，因为不干活就没工钱。现在左肩比右肩低了大概两厘米，抬胳膊的时候能听到骨头咔嚓咔嚓响——我在食堂见过他爸一次，那天他爸从采石场下班直接来体校看儿子，工装还没换，肩膀上全是灰。他爸给陈渡带了一袋橘子，陈渡接过橘子的时候叫了声‘爸’，他爸说‘训练别太累’，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陈渡把橘子放在食堂桌上，盯着那袋橘子看了很久，然后剥了一个，一瓣一瓣吃完。那天食堂的菜是红烧肉，他没打肉，只打了一份青菜和一碗饭。”

周屿没有说话。他想起便利店里，那个男孩在冰柜拿矿泉水的时候手指在价签前停了一瞬——就那一瞬，然后拿了最便宜的那款。他当时只觉得这个人缺钱，但不知道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知道了——是这个人的父亲用左肩低了两厘米的代价换他能在体校吃上饭。这个人把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父亲的膏药、母亲的收银机、妹妹的学费。他把货架上的每一种泡面、每一种矿泉水、每一种充饥食品的价格都摸得清清楚楚，然后在凌晨两点选择最便宜的那款。

阿骏又开了一瓶啤酒。瓶盖在桌角磕飞，弹到地上滚了两圈，滚到炭炉脚边停住了。他用瓶身指了一下体校的方向，瓶口上还挂着一小片没有完全撕掉的铝箔封口。

“母亲在老家开小卖部。那种门面只有半间教室大的小卖部——卖油盐酱醋和便宜的烟，一包最便宜的白沙烟进价两块五，卖三块，赚五毛。他妈一个人看店、进货、盘货，从早上六点开到晚上十点。底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成绩听说还不错。他那点训练补助全寄回去了，自己吃最便宜的菜，穿最便宜的训练服。训练服磨破了也不换新的——我看到他肘部有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大概是自己缝的。”

周屿没说话。他见过那块补丁。深蓝色卫衣的肘部，同色系的布，针脚密密疏疏——有一段线走歪了，又拆了重缝，留下了几个针眼的痕迹，像一条被反复伤过又愈合的细疤。每一针都拉得很紧，不像缝衣服，像把这辈子攒下来的所有力气都咬进那几针里了。他当时在收银台后面，隔着柜台的防火板台面，看了那块补丁大概两秒。他没有问“你自己缝的”——因为他知道一个会自己缝衣服的男孩，要么有一个教他缝衣服的母亲，要么有一个不在身边的母亲。无论是哪种，都不该被一个陌生人问起。

“那俩大三的家里有钱，给学校捐过器材。”阿骏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往四周看了看。烧烤摊上没有别的客人——周六下午大部分人还没出来，后街上只有几个骑共享单车经过的学生。老板正背对着他们在翻烤串，油烟机的声音盖住了大部分对话。但阿骏还是在收声——在体校待久了，所有人都学会了压低声音说秘密。体校是个小社会，学生和学生之间有等级，队员和队员之间有派系，教练和教练之间有人情。你不知道哪句话会被谁听了去，传到谁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