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最近在找他。说他上次派出所的事让他们背了处分——这事你知道吧？就上回那趟，陈渡被堵在巷子里，有个举着手机的男的帮他报了警。后来郭辉被记了大过，留校察看。郭辉把这事算在陈渡头上——虽然录像的不是陈渡本人，但郭辉说，要不是因为堵他，也不会被人拍到。你觉得有道理吗？没有。但他就是这么想的。这几天训练的时候，老往陈渡那边瞟，眼神不太对。我打饭的时候看见的——他打饭的时候一直往陈渡那边看。汤勺举在半空中忘了放下去，菜汤滴在桌子上也没发现，就那么举着。那眼神不是看，是盯。像在等一个时机。”

周屿把杯子搁下。玻璃碰在铁盘上，发出比平时重了几分的一声脆响。他用手指把签子一根一根从盘子里捡起来，码整齐，搁在盘子边缘。码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做了这么个动作——心里在乱的时候，手就会不自觉地寻找秩序。在便利店里理货也是这样：把绿箭和白箭按口味排成一排，排完又打乱，重新排。把泡面的标签全部朝外，把饮料瓶的瓶盖朝向同一个方向。反复排货架可以让他不思考。因为一思考，他就会想起那个举着手机的人——就是他自己。那天晚上他站在巷口，隔着几米的距离，看着三个大三的把陈渡堵在巷子里。他打了报警电话，说后街有人聚众打架。派出所的出警速度比他想象中快，但郭辉被记大过的原因不是打架——是那个手机录像。周屿把录像发给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把录像转给了体校的纪委。郭辉被记了大过，留校察看。现在郭辉把这件事算在陈渡头上。陈渡什么都没做，但他要替那个举着手机的人挨罚。周屿不知道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他没有别的办法，那三个人堵在巷子里，他一个人冲上去只会让事情更糟。但他把录像交给警察的时候，没有想过之后的事。他不知道那个被记了大过的人会把这笔账记在陈渡头上。他不知道自己的“顺手”会给别人带来新的灾难。

“什么时候的事。”他没有看阿骏。他盯着桌上那几根被他码得整整齐齐的签子。签子上还沾着辣椒面，在木质的签子上形成一圈一圈暗红色的纹路，像年轮，也像某个人身上被打出来的淤痕——从青紫到黄绿，从黄绿到浅黄，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旧的还没褪干净，新的就叠上去。

“就这两天。我在食堂听见的，赵彪在跟另一个队友说——那个队友我不认识，应该是大一的新生，被赵彪拉到角落里，肩膀被拍了一下，像是在被交代什么事。赵彪说‘郭哥说了，这周之内要把账算清楚’。那个新生点了点头，表情很僵，不太情愿但又不敢拒绝。”阿骏把剩下的半瓶酒倒进杯子里。倒得太快了，啤酒溢出杯沿淌到桌上。他也没擦，用手指在流出来的啤酒上划了一下，划出一条长长的水痕，水痕在铁桌上慢慢扩散，最后停在一个硬币大小的面积里。

“那孩子要是去你那，你多照应点。他没人。”

周屿说嗯。这一个字他说得很轻，轻到差点被油烟机的声音吞掉。但阿骏认识他这么多年，知道他轻易不说“嗯”。他这个人从来不承诺什么——不承诺帮谁，不承诺对谁好，不承诺等谁。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承诺是会落空的。父亲承诺买包烟就回来，尾灯拐过街角就不见了。母亲承诺会保护他，但那条浅蓝色的手帕是她留给他唯一的东西。所以他学会了用“顺手”来替代承诺。顺手不是承诺，不需要被兑现，做了就做了，没做就没做。但他说“嗯”的时候，就已经不只是顺手了。这是他目前能给出的最重的承诺——不是拍着胸脯说“我帮你摆平”，不是冲动地冲进体校找郭辉算账。他做不来那些事，他只是一个开便利店的值夜班的人。但他可以让那盏灯亮着，让关东煮的格子一直滚着热汤，让那个男孩推门进来的时候有一杯热萝卜可以吃，有一根火腿肠可以垫肚子，有一个不追问伤口来处的人坐在收银台后面。这是他唯一能给的。

“还有，他从小被他爸打。”阿骏把酒杯搁在桌上。声音平静下来了，不像刚才那么愤慨，但往下沉的语调比愤慨更有力——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控诉，是那种已经知道很久、想了很久、但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沉。他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净，杯底凝了一圈薄薄的白沫。

“不是打他妈——是打他。他爸喝了酒就动手。不是那种醉醺醺地乱打一通，是清醒的，知道打哪里最疼。不打脸——打脸会被老师看见，会被教练看见。打后背，打大腿，打胳膊。那些能被衣服遮住的地方。后来他练了摔跤，长到一米八。有一天他爸又喝了酒要打他，他把拳头收住了，没有反击——只做了一个接手别，把他爸放倒在地。就是从背后接手切进去，身体重心一沉，把对方侧压在地面上，控制住，不摔重，不让他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