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骏。”周屿说。声音比平时轻了一点，像在说一个人名的时候还需要确认自己有没有记错他的全名。“怎么了。”

“他今天打饭的时候多给我打了半勺红烧肉。”陈渡嚼着萝卜，把最后一块萝卜塞进嘴里。那块散架了的萝卜终于断成了两截，一半掉回纸杯里，溅起一小滴汤汁落在收银台上——汤汁是浅褐色的，在白色防火板台面上格外明显，大概一粒米大小。“说是最后一份，不打完明天就馊了。但我看见后面还有大半盆——大半盆红亮亮的红烧肉，堆在保温箱里，热气腾腾的，勺子插进去能立住的那种满。他撒谎的水平比你差一点。”

陈渡停顿了一下。把掉在收银台上的那滴汤汁用食指擦了。擦完之后没有立刻收手，而是在那个位置停了一下，像是在上面写了什么——也许是一个“谢”字，也许只是一个点。然后他把食指收回去了，放在膝盖上。手指在膝盖上按了两下，像是在把那个字按进膝盖里。

周屿没接话。他在擦收银台。抹布来回抹同一块地方——那条被硬币磕出来的旧划痕，他在这条槽上来来回回擦了三年，早就能闭着眼睛定位了。但今天他擦的次数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不是那条划痕真的需要擦那么多遍——那道划痕是物理性的，硬币磕掉了防火板表面的贴面，露出了底下深色的三合板，擦再多遍也不会消失。是他需要一个动作来盖住别的东西。他的耳朵在动——耳尖有一点红，不是整只耳朵红，是耳尖最先洇开一小片淡淡的粉色，然后慢慢蔓延到耳垂，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好几十秒。

他听懂了。陈渡没有直接说“谢谢”。他说“他撒谎的水平比你差一点”，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告诉他——“我知道你在撒谎，我也知道他也在撒谎，但我接受了你们的谎言。”他没有拆穿其中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善意不是“我帮你”，而是“我帮你，但我不让你知道是我在帮你”。一旦拆穿了，善意就变成了负担。不拆穿，善意就可以继续以“顺手”或“最后一份”的名义存在。周屿替陈渡省掉的是欠人情的压力——说“顺手”就不需要被感激，说“店里活动”就不需要被记住。阿骏替陈渡省掉的是被特殊对待的羞耻感——说“最后一份不打完明天就馊了”就不需要让人觉得被施舍，说“切多了”就不需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他们俩都是撒谎的人。他们俩都在用谎言保护他。而他在用拆穿谎言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撒的谎我都知道。我需要这些谎言。谢谢你们。

陈渡把纸杯里的汤喝干净。汤底有一点点碎萝卜渣和香菇伞褶里掉出来的细屑，他把杯底仰起来，让最后一口汤沿着杯壁滑进嘴里。然后站起来，纸杯放在收银台上——这次不是放在自己面前，是往前推了半寸，刚好推到那道旧划痕旁边。纸杯底部的汤渍在台面上印了一个小小的浅褐色圆圈，和那道划痕并排在一起。六块萝卜吃完了，两串鱼豆腐也吃完了，香菇只剩下伞柄，搁在杯底，被最后一口汤泡着。

“走了。替我谢谢他。”

他走到门口，推门。门铃响了一声——叮咚，清脆短促，在凌晨两点的寂静里格外清晰。门外的夜风灌进来，把挂在门框上的塑料门帘吹得往内晃了一下，顺便卷进几片枯叶。枯叶是法桐的叶子，边缘已经卷了，叶面上有几块褐色的斑点。枯叶被风推着转了两圈，落在门口的脚垫上。他走出去。走到那个坑前面，低头看了一眼——坑里有积水，反射着灯箱的白光。他绕了一下。绕的时候步子很自然，没有停顿，没有刻意——像走到那里脚自动就会多跨半步。然后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

门关上以后，周屿站在收银台后面，低头看着关东煮的格子。汤还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萝卜、鱼豆腐、香菇，在格子里微微颤动。鱼豆腐吸饱了汤汁之后慢慢膨胀，表面被撑得光滑发亮。他想起阿骏在烧烤摊上说的那些话——碎玻璃，踩在地上的脚印，被扯出更衣柜的训练服，蹲在器材室后门口把碎玻璃从鞋里倒出来时在阳光下闪光的碎玻璃渣。他把盖子掀开，热气扑了他一脸。又加了两串鱼豆腐进去。然后拿起手机，给阿骏发了条消息。

“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几秒后阿骏回了一条。屏幕上跳出两个名字。阿骏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知道，没有说“别惹事”，没有说“你别去”。他认识周屿太久了，知道这个人一旦问出名字，就代表他已经做了决定。不是冲动的决定——周屿从来不冲动，冲动的人在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一整夜之后就会冲进派出所报案，但他没有，他只是继续等。他的决定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像炖萝卜——文火慢笃，从外往里一点点渗透，直到每一层纤维都吸饱了汤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