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爬上四楼，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找谁？”“请问是刘老师家吗？我们在网上看到招租信息。”“哦，那是我老伴发的，他出去买菜了，你们进来坐。”老太太把他们让进屋。客厅不大，摆着一张老式沙发和一台二十五寸的旧电视，茶几上放着几份过期的报纸和一壶泡好的菊花茶。墙上挂着几张奖状，是刘老师年轻时得的优秀教师证书，镜框擦得很干净。老太太给他们倒了茶，说老伴退休后就喜欢把空置的房间租给学生们，不为钱，就是图个热闹。“之前住的是个体校的学生，住了两年，毕业走了。走之前把这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墙重新粉刷了一遍。”周屿说那挺好的。老太太又说：“那孩子也练摔跤，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陈渡摇了摇头。体校的学生太多，他不可能每个都认识。但他想，那个住了两年、临走前把墙重新粉刷的人，大概也是一个被人欺负过的人——因为只有被人欺负过的人，才会在租来的房子里自己粉刷墙壁，想把所有的污渍和划痕都盖掉。

老太太把房间门打开的时候，陈渡正接过她递来的一杯凉茶。那扇门后不是房东留下来积了灰的水磨地板，而是被前一个练摔跤的学生刷成了一整面松绿色墙壁。不是石灰白，是松绿。整面墙都是，连窗框旁边的角落都刷得很均匀，没有漏掉任何一条边框。油漆是哑光的，干了之后有一种低调的温润感，像旧图书馆里被磨平了的布面精装书脊。窗台上还有三个浅浅的漆点，他一看就知道是刷完最后一刷子收工时滴落的——当时那个不知名的前住户大概蹲在窗台边缘，把刷子上多余的松绿漆一点点拍进墙角，然后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着整面墙满意地呼气。

老太太说那个学生搬走前花了两天把墙刷了，“他说住在这儿每天早上出门前看到这面墙心情就好，所以临走前想把这种感觉留给下一个住进来的人。”

陈渡站在门口，看了那面松绿很久。他以前以为被欺负过的人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痕迹都擦掉。但那个人不是。他留下的不是空白，是松绿。他走出去之前把自己的好感觉留给了下一个陌生人。

“房租六百。押一付一。我跟房东说了，你先住着，以后拿了奖金还我。”周屿把“还”字咬得很轻。不是施舍，是借。是那种“我知道你现在付不起，但我相信你以后能”的借。周屿很清楚自己凭什么肯先垫付——之前陈渡被堵在巷子里时流了多少血，又是怎么在派出所门口抱住他自己还在发抖，却问他“怕不怕”。一个怕到发抖的人，为了护住自己的未来还在忍。那天他在路灯底下把创可贴边缘按平，他就知道这个人不会跑。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一个很自然的姿势——靠在门框上，手插在兜里，语气跟在便利店里跟陈渡说“今天萝卜多炖了两块”一模一样。他没有把它说成是帮忙，只是随手帮他提前垫付了。甚至没有提押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这几个月攒下的，小叔给他的工资加上林小禾那笔跨境电商的微薄分红，他原本想换一辆新电动车，旧那台后视镜裂了，电池也快不行了，冬天充一次电只能跑十几公里。但他把买新车的钱挪来交押金了。

陈渡的手攥着门框，攥了一下，松开了。门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露出底下光滑的木头，被无数个曾经的住户摸得温润。“好。”他从门口走到窗前只需三步，但他走了很慢。他先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床板——是实木的，没有裂缝，不会像器材室的垫子那样中间凹陷下去。然后走到桌前，用手指摸了摸桌面——桌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垫，是房东为了保护桌面铺的。塑料垫用了很久，边缘有些卷，但很干净。然后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对面是另一栋红砖楼的背面，晾着床单和小孩的校服，在风里晃晃悠悠。有一件蓝白相间的校服，袖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在招手的人。

周屿在身后说：“楼下有家早餐店，油条炸得不错。巷口有公交站，坐两站到体校。晚上路灯亮，走回来也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着窗外，没有看陈渡。因为他知道陈渡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他的眼眶可能有点红，但嘴唇抿得很紧。他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左眼角还亮着那道新添的口子，但脊背挺得很直。周屿不想让他觉得被看见了，所以他看着窗外，假装在看对面楼顶上那根正在冒烟的小烟囱，让陈渡可以继续在窗前安静地站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