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我刚进省队。队里两个老队员看我不顺眼——不是因为我技术好，是因为我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他们觉得我土，觉得我不配待在省队。训练的时候‘不小心’踩的——钉鞋。”他把裤腿放下来，拍了拍左膝盖。裤腿落下来盖住了那条疤痕。“我没还手。忍了半年。后来全国赛，我在垫子上把其中一个摔了个双肩着地。摔完站起来，跟他说——‘垫子上不用忍。垫子下也不用忍。’”

他的语气很平。但说到“垫子上不用忍”的时候，声音稍微沉了一点——不是因为情绪激动，是因为这几个字他已经反复说了很多年。从他退役当了教练开始，他就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句话传下去。但前二十年里，他一直没有等到——他带过的学生里，有的天赋不够，有的家境太好不需要忍，有的走了，有的放弃了。直到今天，直到他看到陈渡在角落里对着假人摔了一上午，他才觉得，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口了。

“后来这膝盖在训练里废了——不是被踩废的，是自己练废的。半月板碎了，没养好，换了人工关节。换完之后就再也摔不了人了。但我不后悔。”他拍了拍左膝，人工关节在拍击下发出很轻的、沉闷的金属声——那是金属和聚乙烯垫片碰撞的声音，很细微，但在安静的摔跤馆里，两个人都能听见。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被扔进平静水面上的石子，在两个人之间的沉默里荡开一圈圈的涟漪。“那个被我摔的人退役以后也当了教练，带出了三个全国冠军。去年给我打电话，说‘老韩，你那一摔把我摔醒了’。”

陈渡看着老韩卷起裤腿的动作，想起自己第一次在便利店给周屿看无名指上的伤口——他也是这样低着头，把手指伸过去，然后周屿蹲下来，给他缠了六圈。这两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自己的旧伤翻出来，告诉他——你不是唯一一个忍过的人。但老韩和那个值夜班的人给他的护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周屿从不教他怎么反击，只是倾其所有地替他挡住更多拳头，在他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递给他一桶泡面、两盒溏心煎蛋，把抽屉清空只留给刻着“忍”字的纪念章。老韩在教他一件事——如何带着那道疤痕去摔人。如何在垫子上不再忍让，如何在垫子下也能自己站直。一个是盾，一个是矛。一个是“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一个是“你可以自己扛”。

“你这孩子，眼睛里有东西。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不是想赢。是怕输。怕输不是坏事。但不能一直怕。你得找到一个让你不怕的东西。或者一个人。那个人找到了吗。”

陈渡握着老韩那个杯盖上刻着“韩”字的保温杯。杯身是温的，不锈钢的外壁被老韩的体温捂得不凉不烫，正好是手掌可以长时间握着的温度。杯盖上那个字歪歪扭扭——当时刻这个字的时候老韩才二十出头，刚进体校当助教，用小刀在杯盖上划了好几道才刻出完整的笔画。每一道划痕边缘的毛刺都已经被磨得圆滑，被二十年间的无数次拧盖磨得发亮。

他低头看了看那个字——韩，铁军的韩。然后他想起周屿——那个人在暴雨里背对着他站着，用自己的后背替他挡住了门；在他被打的时候举着手机站在巷子里，说“录着呢”；在警察面前说“我朋友”；把他拉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嚓响了一声，然后跟他说“怕也得录”。那个人把纪念章放在抽屉里，把威胁纸条也放进去，说——你自己掂量一下后果，然后他掂量过了，继续值夜班，继续炖萝卜，继续把鱼豆腐拨到汤里更深的位置。那个字是“忍”，他已经忍了太久了。现在有一个人让他不怕了。

“找到了。”

老韩看着他，点了点头。他没有说“那就好”，没有说“好好对他”，没有问“他是谁”或者“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只是伸出手，把保温杯从陈渡手里拿回来，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茶叶的味道彻底没了，只剩一股很淡很淡的苦。他盖上杯盖，把杯子搁在长椅上，一跛一跛地往更衣室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个人——是便利店那小子吧。”

陈渡没有说话。他的沉默就是回答。老韩推开更衣室的门，进去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弹簧发出极细微的咿呀声。更衣室里很暗，只有高处的窄窗透进来一束光，照在长凳上，把长凳分成了明暗两半。他没有开灯，只是坐在长凳上，把保温杯搁在膝盖上。他在想，三十年前那个转校的学生走的时候他没能留住，今天这个被人打得满脸血的县城孩子他留下了。而且这一次，不只是他一个人在留——有便利店那小子，有食堂那个偷偷多打肉的切菜工，还有这份来之不易的处分文件。系统终于退了一步。而他只需要做一件事：让这个孩子能在垫子上把那些欠他的全要回来。他把保温杯放回长凳底下的小铁架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左膝盖，人工关节在那个老式木地板的吱呀声里微微作响，然后推门回到训练馆。他已经浪费了三十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这个孩子的时间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