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渡看见了。没拆穿。他知道自己的蛋炒饭炒焦了，知道鸡蛋糊了，知道火腿肠切得乱七八糟——他把那半根从周屿给的火腿肠里省下来的留给自己的那一截，也一并切了进去。他以为周屿只吃得出糊味和焦味，但周屿把那块最焦的鸡蛋嚼了很久，然后咽下去说“还可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好吃”，是“你炒的，我吃完了”。

但那天陈渡走后，周屿在仓库门口发现了一个空的烟盒，牌子是郭辉平时抽的那种。烟盒被揉过，手指将红塔山的外壳压成扁平的金属箔，再碾进烟盒的锡纸，最后团成一枚小石子丢在角落里。他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可能是郭辉本人，也可能是赵彪，也可能是那个把风的面生男生。他把烟盒捡起来，蹲在地上看了一圈地面——没有烟灰，没有烟头，只有被揉成团的烟盒。然后他把烟盒拿到巷口的垃圾桶扔掉。回来洗了手，水龙头的水很凉，他洗了很久，手指被冻得发红。然后继续看屏幕。但那一晚他打包的每一箱货都格外用力，胶带拉得比平时更紧，纸箱的封口被勒出一道道细密的胶痕，手指按在胶面上的力度比平时大了不是一星半点。美工刀片磕在纸箱边缘的声音也比平时更急促。

后来林小禾跟周屿在仓库里对物流账单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你那个朋友，天天给你带饭。”

周屿说顺路。

林小禾说体校在东边，仓库在西边。

周屿说他骑车快。

林小禾看了他三秒，低头继续核对物流清单。“哦。”她把这个字拖得很短很平，所有想说的都吞进那个平声中。隔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补了一句——“你那个朋友，蛋炒饭炒得不太行。下次让他少放点油。”周屿说嗯，然后低头继续打包。但他的耳朵尖又开始红了——那片粉色从耳尖往下蔓延，他低着头假装在找剪刀，其实是借着找剪刀的动作把脸埋在包装台下面几秒，等那片红褪了才抬起头。

自那天以后陈渡带来的不只是食堂的盖浇饭。有时候是食堂多出来的半只煮玉米，用锡纸包着，还带着蒸箱的热气，锡纸边缘卷得很整齐，大概是食堂阿姨帮他包的；有时候是几颗被压碎了的核桃，核仁碎屑粘在大腿上，他说是室友从老家带来的，分了一点；有时候是两包速溶麦片，是他自己从宿舍楼下的自动售货机里买到的，生产日期快过保质期了，包装袋边缘有点皱，大概是因为打折才被他买下来。这些在他有能力采购的范围之内已是花尽心思的周济，和周屿每天替他装在饭盒里的溏心煎蛋混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那只断了拉链的保温袋底部，像两个相互托举的人用彼此能拿出的最朴素的方式延续着从那个雨夜就开始的默契——不管多狼狈，只要我有一口热的，就能分半碗给你。周屿每天早上煎蛋的时候已经不再用筷子翻面了——他学会了看蛋黄的亮度来判断翻面的时机，蛋黄的表面起了薄薄一层膜就翻，多十秒就老，少十秒就破。

有一回陈渡带来了一盒炸带鱼。是后街新开的快餐店里买的，裹着面粉炸得金黄酥脆。他把饭盒搁在桌上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说今天食堂没什么菜，就出去买了一份。周屿用筷子夹了一块，咬下去，面粉很厚，带鱼本身很小，几乎吃不到鱼肉，只能嚼出一股油炸的香味。但他把整盒都吃完了。陈渡看着他吃完，忽然开口说了句“明天我还是带食堂的”，周屿说都行。陈渡低头收拾饭盒的时候，周屿用余光扫了他一眼——陈渡的耳朵尖也在红。大概不是热的。大概是刚才他说“明天带食堂的”的时候，在替对方暗暗算了一下那盒炸带鱼的价钱，觉得自己浪费了——买炸带鱼的钱够他打两荤一素，还能再加一个茶叶蛋。

那天晚上陈渡没有直接回出租屋。他骑着共享单车绕到后街的尽头，在仓库门口停了一下，卷帘门已经拉到底了，里面的灯也关了，只有路灯的光照在门前的空地上，把那扇生了锈的滑轨照得轮廓分明。他把一整个傍晚都憋在喉咙里的那句“谢谢你帮我交房租”反复排练了很多遍——站在卷帘门前练了七八遍，又骑上单车试了两三遍，最后站在巷口对着小巷的红砖墙把那句话又从喉咙口推出来一次——最后还是咽了回去。他从没想出如何当面道谢——那些在便利店里可以随口说出的“谢了”和“谢谢”，碰到交租、煎蛋、帮他挡在巷子里举手机这些事，就变成了一团热乎乎的、卡在心口的东西，说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只能在自己能碰得到的缝隙里笨拙地弥补，比如多带一份炸带鱼——虽然最后发现带鱼买得不值，油太多，面粉太厚，不如食堂的红烧肉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