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周屿在仓库里翻找物流面单的时候翻出了一张被叠成方块的招租广告，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单间出租，有窗，朝南，月租650”。是他那天在杏园新村围墙上撕下来的，折了三折放进口袋里，后来洗衣服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在洗衣机里走了一遍脱水，晾干之后字迹有点模糊，被他随手丢在包装台旁边的储物格里。陈渡看到那张广告的时候，周屿正背对着他翻找快递单，嘴里念叨着“我记得放这儿了”。他愣了一下，然后把那张广告纸拿在手里。那是一张用圆珠笔手写的广告，纸的边缘还是那天撕下时残留的不规则毛边，“朝南”两个字下面被指甲轻轻划了一道印记，大概是周屿撕广告时刮的。他想象周屿把这张广告从墙上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的样子——那个人总是这样，把所有的好意都包装成不经意。他在心里把自己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那句话又排练了一次：今天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早饭。然后他把那张广告重新叠好，放回储物格里。那些积攒在心里的债，他打算总有一天用自己的账台去偿还。他想等到自己站在全国赛的领奖台上、脖子上挂着那枚比省青赛更大更重的金牌时，把所有欠周屿的——房租押金、创可贴、火腿肠、溏心煎蛋——都一并还给他。在那之前，他能做的就是继续在深夜推开便利店的门，接过那杯多放了萝卜的关东煮，然后顺路把保温袋放在仓库的桌角。

那段时间郭辉被调到了另一个训练组，处分之后他很少出现在体校的核心训练圈，偶尔从二楼走廊那扇窗户往下看时，操场上的人也换了一批跑步的新面孔。随着处分结果在家中被搁置成一场无果的争吵，郭辉的父亲转走了那批曾经替他儿子撑腰的器材，在办交接的那两天有拉建材的车停在训练馆外，工人们把深蹲架和卧推架拆成零件搬上卡车，留下地面上几道被橡胶垫压出来的凹痕，凹痕的形状是完整的矩形，像一块被挖掉的地砖。陈渡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工人把印着“力量训练区”的牌匾摘下放在一边，匾上的字已经褪色，背面沾满了多年的尘土——那个牌匾他刚进校的时候就见过，每次路过力量训练区都会看到它挂在最显眼的位置，现在它被搬走了，露出后面墙上挂了多年被匾挡住的一块雪白的墙皮。他没有停下，只是走向后门时比平时更快了，然后在转角处遇到周屿骑电动车停在老地方等他。周屿没问他器材的事，只是从车筐里拿出今天的饭盒——里面依然是那两样熟悉的食物：溏心煎蛋，烫过的青菜，旁边还多了一小碟辣椒油。是今天小叔刚送来的自家做的辣椒酱，用一个小玻璃瓶装着，瓶盖上贴着手写的标签——“辣，少吃”。周屿在便利店里试了一筷子觉得不错，顺手多带了一勺，用保鲜膜包着放在饭盒的角落。陈渡接过饭盒的时候看到那碟多出来的辣椒酱，就知道今天周屿又有哪个“顺便”，然后又被他发现了。但他没有拆穿。他只是把辣椒酱全都蘸在煎蛋上，一口一口吃完了。辣椒油在嘴唇上留下一层薄薄的辣意，像一团刚被点燃的引信，蛰伏在舌尖等待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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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天台上的风

四月。周屿的父亲来了。

那天下午周屿一个人在仓库打包。林小禾去印刷厂看样品了，她接了一个定制手机壳的批量订单，客户要求先看实物样确认颜色，她带着色卡和样品壳去的，说大概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回来。仓库里只有周屿一个人，卷帘门半开着，春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外面烧烤摊的烟气——孜然和辣椒面混在一起的味道，被风稀释了之后不算难闻，倒像某种遥远的、不属于这个仓库的生活气息。他在包装台前把最后一箱手机壳封好，胶带拉到底，用美工刀片一划，刀片磕在纸箱边缘发出清脆利落的断裂声。他把纸箱搬到墙角摞好，摞到第三层的时候踮了一下脚尖，箱子的边角蹭到了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那根拉线开关，灯泡晃了一下，他伸手扶稳，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灰。

门口的光被一道人影挡住了。

他抬起头。门口站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瘦，穿着一件旧夹克。夹克是深灰色的，领口磨得发亮——不是那种穿旧了自然磨损的光泽，是常年不洗、油垢和灰尘反复摩擦之后形成的那种油腻腻的亮。袖口的松紧带已经松了，塌在手腕上，露出一截曬得黝黑的腕骨。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的白发比记忆中更多了——上次见的时候两鬓只是花白，现在几乎全白了，像被什么东西一夜之间漂过。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那种不是一天两天能洗掉的灰，是长年累月在外面奔波、在便宜的小旅馆过夜、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打盹留下的。脸上带着一种讨好的笑，嘴角往上扯，眼睛不笑。那笑容像是在脸上贴了一张薄薄的纸，纸下面藏着别的东西——也许是心虚，也许是算计，也许只是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之后的本能反应——但纸本身已经皱了，边缘翘起来，随时可能被风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