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里安静下来。刚才父亲站过的地方，地板上有一小块被他脚上的灰尘蹭出的鞋印。周屿站在原地，手在兜里攥着打火机，指节发白。他低着头看着那个鞋印——那个鞋印大概四十码出头，跟他自己脚上那双差不多大。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跟父亲穿同一个码数的鞋。他在想一件事——刚才父亲往地上啐了一口的时候，他很想问他一句：你还记得我妈走的时候用手帕给我擦了额头的灰吗。那条手帕是浅蓝色的，角落里绣着一朵白色的小花，棉布起了毛球。她擦完之后把手帕塞进我口袋里，然后被你拖走了。那条手帕后来我在便利店的抽屉里放了很久，洗了好几次，直到上面的花纹洗得褪了色，花朵的边缘模糊成了一小片白雾。后来我把它丢了，因为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那个晚上。他把这个念头嚼碎了咽回去，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也没用——这个男人不会记得那条手帕长什么样，甚至大概不会记得自己有过那个妻子。有些事情只有记得的人才觉得重要。就像他记得便利店门口的三级台阶上有一个缺角，那上面还残留着当年碎玻璃被磕掉的齿痕。他记得这些没用的事，因为他被留在了那个缺口里。

他抬起头，看见陈渡把保温袋放在桌上，正站在包装台旁边。保温袋是他带过来的那个，红色的，印着卡通熊，拉链头用回形针别着。里面的饭盒可能已经不太烫了——训练后洗漱换衣服花了不少时间，他在寝室折腾了好几回领口才出门。但陈渡没有在意饭凉不凉，只是把它从袋里抽出来，搁在周屿手边最顺手的位置。周屿看着他，忽然想起来，陈渡上回跟他说过自己小时候父亲喝了酒就打人，后来练了摔跤才把他爸摔在地上。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这件事，只在天台上说过一次。但周屿记住了。他把打火机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又掏出烟盒也放在旁边。他没有哭，但他把手撑在纸箱上，手指用力压着纸板，好像需要借这个力量来撑住自己的膝盖。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父亲这两个字对他而言不是亲人，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偶尔会从巷口拐出来，带着一种他无法拒绝的血缘逻辑问他借钱。他不给，那个符号就走了。但走之后留下的震感会在身体里回荡好几天，就像一辆重型卡车碾过路面，轮子已经不在原地了，地底深处却还在嗡嗡作响。他需要一根护拦，需要一个人帮他拦住那扇卷帘门。

陈渡走进来，把保温袋放在桌上。然后他走到周屿面前，伸出手，把打火机和烟盒一并拿起来，放进抽屉里。放进去的时候金属的火机磕到了抽屉底，发出一声沉沉的闷响。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看周屿，只是把抽屉关上，然后去饮水机那里接了杯水递过去。饮水机出水的时候水温不够烫，他用手指试了试杯壁，放掉了半杯，再重新接过半杯热的。

“你怎么来了。”周屿接过杯子，手指碰到杯身的时候微微抖了一下。

“顺路。”

周屿低下头。肩膀开始抖——往里的，把自己收紧的那种抖。他在用四周空气里最安静的方法把父亲啐在水泥地上那一幕从身体里抖出去。他从十四岁那年就学会了不哭，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天亮被小叔拉起来的时候眼泪是后知后觉滚下来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哭。这些年他把所有的情绪都打包压缩成一句“顺手”，然后在便利店的货架之间慢慢消化。但今天他差点没压住——差点当着陈渡的面，对着那个自称是他父亲的人崩溃。他知道自己忍住了，但忍住了不等于消解了。那些被他硬压回去的东西正在身体里到处冲撞，找不到出口。他不想在陈渡面前失态。不是因为他怕被看到脆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崩溃了，陈渡会站过来替他挡住。而陈渡已经替他挡过太多次了——在巷子里举手机，在派出所门口等他，在他被郭辉威胁的时候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他不想再让他挡了。

陈渡没有抱他。没有拍他的肩膀。他只是站在旁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从卷帘门漏进来的光。那扇门缝外傍晚的街上有人拉着菜篮子经过，也有谁家的孩子在巷子里练自行车，吱呀转过弯去。那些异常的声音被他的身体挡住之后，进入仓库只变成模糊的背景。他把街市隔开，把那个男人留下的背影和鞋印也隔开——没有让一切消失，只是把它们拦在了这间仓库外面，像是把一扇门轻轻推合。从进门到现在，他只说了三个字——顺路。但那个影子盖在周屿的后背上，像一层不重也不轻的布。不是捆绑，是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