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叔叔转过身，看见门后的晏祎凯。他脸上还带着那种惯常的、温和的笑容，但眼神是冷的，像冰。他对晏祎凯笑了笑，说：“小朋友，你什么都没看见，对不对？”

晏祎凯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答的。也许根本没回答。他只记得自己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的血慢慢蔓延，像一朵狰狞的花，在地板上盛开。然后那个叔叔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后来是警察，是救护车，是哭声，是无数人进进出出。但母亲一直没哭。她穿着黑色的丧服，站在父亲的灵堂前，表情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来吊唁的人都说她坚强，说晏家的女主人了不起。

直到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晏祎凯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母亲的卧室，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他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往里看。母亲坐在梳妆台前，手里拿着父亲的照片，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眼泪不停地流。

他站了很久，然后轻轻走开，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亮。

三个月后，母亲改嫁了。对方是一个新加坡商人，比她大十五岁，但很有钱。母亲走的那天，晏祎凯站在门口送她。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小皮箱。

“祎凯，”她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脸，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品，“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晏祎凯看着她，没说话。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母亲的眼神是决绝的，那种一旦决定就不回头的决绝。就像当年决定嫁给父亲，现在决定离开一样。

“你会回来看我吗？”最后他问，声音很平静，像在问“今天吃什么”。

母亲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然后她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漂亮，但很空洞。

“会的。”她说，然后站起身，转身上了车。

车开走了，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地平线。晏祎凯站在门口，站了很久。太阳很晒，晒得他皮肤发烫，但他没动。

管家走出来，轻声说：“少爷，进去吧，外面热。”

晏祎凯转过身，走回屋里。木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屋子里很安静，很空旷，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从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能伤害你最深的，往往是你最亲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你哪里最脆弱，知道你哪里最疼，知道怎么让你痛到说不出话。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让别人靠近。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脆弱，不要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用冷漠武装自己，用距离保护自己，用权力和金钱筑起高墙，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

这样就不会受伤了。这样就不会痛了。

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

晏祎凯睁开眼睛，重新看向电脑屏幕。方景深的照片还停留在那里，温和地微笑着。但晏祎凯现在能看出来了——那种温和底下，有种说不清的、粘稠的东西。不是恶意，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也许是占有欲，也许是控制欲，也许是一种“我爱你所以你必须听我的”的偏执。

这样的人，宋砚和他在一起四年。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最初应该也是美好的吧？否则不会在一起那么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第一次动手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打之后，宋砚是什么反应？是反抗，是隐忍，还是试图理解，试图原谅？

然后一次又一次，直到手臂骨裂，进了医院。

分手后，宋砚一个人来了曼谷。拖着行李箱，站在陌生的机场，开始新的生活。演戏，学泰语，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面对漫漫长夜。

但他没有变得愤世嫉俗，没有变得冷漠疏离。他还是会在深夜喂流浪猫，还是在片场认真演戏，还是会在难过时说“风太大迷了眼”。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然后表面上依然温和，依然有礼，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

为什么？

晏祎凯想起宋砚在《曼谷往事》里的一场戏。他演的角色的母亲病重，他坐在病床前，握着母亲的手，轻声说：“妈，你别怕，我在这儿。我会一直在这儿。”

说那句话时，宋砚的眼神很温柔，但温柔底下有种深沉的悲伤。那种悲伤不是演出来的，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是一个真的失去过母亲的人，才能演出来的那种悲伤。

那场戏拍完后，陈导喊“卡”，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宋砚还坐在那里，握着“母亲”的手，过了几秒才慢慢松开，然后对演母亲的老演员笑了笑，说了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