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清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宋秉谦已经把购物袋拎在手里了，他问买了什么，宋秉谦说是节日用品。姜清没多问。

他们又从超市带了些生鲜蔬果才真正打道回府。开车回家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沿街的树枝上已经挂上了零星的小彩灯，一明一暗地闪着。那辆黑色奥迪后备箱里装着碗碟、床品、三双拖鞋、三只圣诞袜、一件小斗篷和一只毛绒驯鹿，副驾驶上坐着困得头一点一点的姜秘书。宋秉谦把车开得很稳，偶尔等红灯的时候转头看他一眼，然后继续看路，嘴角弯了一下。

第32章 姜母的电话

姜清睡觉向来很轻，手机在床头柜上震第一下的时候他就睁开了眼睛。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七分，来电显示是他母亲。他心里咯噔一下，母亲从来不会在这个点给他打电话，她总说怕打扰他休息，每次打电话之前都要先在微信上问一句“睡了吗”。直接打过来，一定是有事。

他从床上坐起来，接起电话，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妈，对面就传来了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老太太显然已经慌了神，说话颠三倒四的，东一句西一句，一会儿说你爸晚上吃完饭说胸口有点闷就去躺下了，一会儿说半夜起来上厕所突然就倒在地上了，一会儿又说医院的大夫看了片子说可能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建议转到北京做手术，越快越好。

姜清听到“医院建议转北京”这几个字的时候脑子里像有一根弦被猛地拨了一下，嗡的一声响，后面的话他其实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是独生子，父亲今年六十五，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一辈子站在讲台上，身体一直硬朗，每年体检报告他都看过，除了血压稍微偏高之外没什么大问题。母亲是小学老师，也退休了，平时在家里种种花养养鱼，老两口日子过得清静自在。他在北京工作快一年了，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忙起来有时候一周才打一次，母亲也不催，只是隔几天在微信上给他发一张阳台上的花开了的照片，说家里一切都好。

现在他坐在北京的公寓里，父亲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要转到北京做手术，而他发现自己连北京哪家医院的心外科最好、怎么挂号、怎么排床位都不知道。他博士读的是公共管理，毕业进了市府办公厅，写材料、协调会、调研接待，什么都会，偏偏不会给父亲找医生。

“妈，您别急，我来想办法。您把爸的检查报告拍照片发给我，越清楚越好。然后您把手机给医院的医生，我跟他说两句。”他的声音很稳，稳得连自己都有点意外。母亲听到他镇定的语气终于停止了抽泣，把手机交给了旁边的值班医生。

姜清跟值班医生简单沟通了几句，确认了父亲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转院手术确实是越快越好的建议。他挂完电话把手机放在被子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打开了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他在北京认识的人不少，但认识的人里能在凌晨两点半一个电话就帮他联系顶级心外科专家、安排三甲医院床位的人，只有一个。

宋秉谦。

姜清的手指悬在那个名字上方，悬了好几秒。他从来没有在深夜给宋秉谦打过电话，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向他开过口。但此刻他不知道除了这个人，他还能去求谁。他把电话拨了出去。

响了三声，对面接了。

“姜清？”宋秉谦的声音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低低沉沉的。电话那头有细微的窸窣声，大概是从床上坐起来掀被子的声音。即便是在凌晨两点多被吵醒，他的语气也没有半分不耐烦，反而带着一种被压抑得很好的紧张姜清从不在深夜给他打电话。

“宋市长。”姜清刚说完这三个字，声音就抖了。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哭，但那声“宋市长”一出口，所有的镇定、所有的临危不乱全都碎成了渣。他不是镇定，他是在母亲面前硬撑着装镇定，装完了之后在宋秉谦面前就再也装不住了。他一只手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顺着手背流到手腕上，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每说一个字都要用力把气从喉咙里挤出来：“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我爸……我爸在老家医院……医生说要转到北京做手术……我不知道找谁……我没办法了……”

电话那头传来宋秉谦猛然坐直时床垫发出的闷响。然后是姜清从未听过的语气，不是市长对秘书的语气，不是领导对下属的语气，是某种更深的、更急的、几乎是在哄人的温柔。他说姜清，你听我说慢慢说，你爸爸现在在哪家医院。

姜清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但好歹把医院的名字和父亲目前的情况说了个大概。宋秉谦又问了他母亲有没有陪在身边、检查报告能不能马上发过来。姜清说母亲在陪着，检查报告明天一早才能拿到电子版。宋秉谦说那就明天一早，现在你先把县医院值班医生的电话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