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沈砚清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老郑坐下来，把老花镜放在桌上。沈砚清没有坐到办公桌后面去，而是从旁边拉了一把椅子，坐在老郑侧面。不是审讯的位子，是谈话的位子。陆时渡没有动，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他不是今天谈话的主角，但他需要听。

“物证库登记簿的事，指纹比对结果你也知道了。”沈砚清开门见山，“叫你来，是想听你说。”

老郑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粗短，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边缘修得整整齐齐。那是一双干了三十年刑侦的手。退休五年了，指甲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

“B-17是我让老周找的。登记簿也是我撕的。”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上周五下午，我来物证库，跟老周说有个旧案要查物证。中间趁他接水的工夫，把B-17的调阅记录那一页裁掉了。裁口上的指纹是我的。”

“电焊机残骸现在在哪？”

“在我家车库里。”老郑抬起眼睛，“我没有销毁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放着。”

沈砚清看着他。“你为什么要把物证带走？”

老郑没有马上回答。他拿起桌上的老花镜，用镜布慢慢擦着，擦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满头的白发上。

“八年前，爆炸案发生后第三天，老宋找到我。他说压力表的裂口不对，像从外向内。我当时刚接了一个上面压下来的大案，刑侦支队的人连轴转了半个月。事故调查组已经下了结论，案子可以结了。老宋跟我说压力表有问题的时候，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他把老花镜放下，“我说：‘事故调查组已经撤了。你那边没问题的话，案子就结了。’他点了头。”

办公室里很安静。沈砚清没有打断他。

“老宋点了头。他把压力表放回盒子里，在清单上写了‘损坏，无法读取数据’。那份报告是我签的字。案子以安全生产事故结案。”老郑的声音沉下去，“后来我调到市局，升了副处，又退了休。这八年里，我每年都会想起那个压力表。老宋在清单上写的那行字，我也每年都会想起来。但我从来没有回去看过。”

“直到两周前。”沈砚清说。

“直到两周前。有人告诉我，一个叫陆时渡的年轻痕检写了份报告，把压力表的裂口分析得清清楚楚，案子重新立案了。”老郑转过头，看向沙发上的陆时渡，“报告是你写的。”

“是。”陆时渡说。

老郑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转回去。“报告递上去之后，我知道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压力表、阀门、管道接口——你们会一样一样重新做。B-17是唯一的电焊机残骸，上面有电弧灼烧的痕迹。如果你们找到了它，刘卫东在维修记录上撒的谎就铁证如山了。”

“所以你把它拿走了。”

“我拿走了。但不是为了刘卫东。”老郑的声调第一次有了变化，不再平得像念稿子，“是为了我自己。八年前我在结案报告上签了字。如果案子翻了，第一个被追责的不是刘卫东——是当年同意结案的人。我已经退休五年了，不想晚节不保。”

沈砚清没有说话。

“但我也干了三十年刑侦。我知道销毁物证是什么性质。所以我把它放在车库里，没有扔，没有毁。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放着。”老郑苦笑了一下，“大概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你们查不到，它就永远在那里。如果你们查到了——那也该还了。”

沈砚清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你今天来，带了吗？”

老郑从夹克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很旧的一把铜钥匙，拴着一根褪色的红绳。

“车库钥匙。箱子我没打开过，封条还是当年老宋贴的那条。”

沈砚清拿起钥匙，递给周劲。“带人去取。封条不要拆，直接送技术科。”

周劲接过钥匙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三个人。老郑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他看了一眼白板上那张压力表裂口的照片，又把视线收回来。

“老宋退休前，把这个案子的卷宗翻了一下午。他什么都没写，合上放回去了。”老郑忽然开口，“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写了也没用，案子已经结了。我说你可以写个备注。他说——‘备注改变不了结论。能改变结论的，是另一个人。’”

他转过头，看向陆时渡。

“你是那个人。”

陆时渡的手指攥紧了膝盖。他没有说话。

“老宋等了八年。他也等了八年。他把那张压力表的照片打印出来放在抽屉里，每年拿出来看一次，每次都不写。”老郑的声音慢下来，“我跟他的区别是，他什么都没写，我签了字。他没有错，我有错。他把照片给了你，我把电焊机拿走了。他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是不想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