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说话。两个男人，声音压得很低。

“……不确定，他没说具体什么时候来。就让我把人看好。”年轻的声音，普通话音调偏高。

“钱呢？钱什么时候给？”另一个声音更低沉，不耐烦。

“说事成之后。他把人带走，我们就拿钱走人。”

“他要带去哪儿？”

“不知道。反正不关我们的事。人还在就行。”

铁门被拉开又关上，沉重的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了很久。然后安静了。

陆时渡睁开眼。日光灯两根灯管只有一根在亮，另一端发黑了。天花板很高，裸露的钢架结构上挂着陈年的蜘蛛网。墙壁是灰扑扑的红砖，高处的排气扇不转，积了很厚的灰。

他试着动了一下手腕。塑料扎带，双手被交叉扣在背后，两道扎带分别勒住左右手腕，中间用另一根扎带连接，把两只手固定在一起。这种绑法比单扎一道更麻烦——即便解开其中一只手的扎带，另一只手还连着，中间那根连接带会限制活动范围。齿纹咬死在卡扣里，每动一下就往肉里多勒一分。脚踝也是同样的扎带。

他用指尖一点一点地摸索卡扣的位置。塑料止退舌片紧贴着皮肤，几乎没有缝隙。他试着把指甲塞进去，指甲尖顶在粗糙的塑料边缘上，用力一推——指甲从中间折了一道白印，疼得他吸了一口冷气。他换了个角度再试，指甲刮过止退舌片的表面，发出极细微的摩擦声，但舌片纹丝不动。扎带的齿纹反而因为挣扎吃得更深了。

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不能硬来——越挣扎越紧，这个道理他懂。他需要工具。

手指能够到的范围只有硬纸板和水泥地面。他侧过身，用绑在身后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摸索。硬纸板的边缘，翘起来的纸角，纸板底下——指尖碰到了一小截金属。不是铁钉，是纸箱钉，订书针那种宽度的镀锌钉，大概是从纸箱封口处脱落的，一端翘起一个很小的弧度。这种钉子比普通的铁钉更薄更脆，但撬扎带卡扣不需要多大的强度，只需要够薄。

他把纸箱钉拨到手心里，调整角度，把钉尖对准卡扣根部那条极窄的缝隙往里塞。钉尖还是太厚，塞不进去。他需要把它磨薄。

他把纸箱钉抵在身后的砖墙上开始磨。动作幅度很小，绑在身后的手使不上力，每一次来回摩擦都只能带走极细的一层金属屑。镀锌层先被磨掉了，露出底下银白色的铁基，然后铁基也开始变薄。在这个没有窗的房间里，时间是靠水滴来数的——滴，答，滴，答。他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纸箱钉的尖端在砖墙上磨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痕，墙灰和金属碎屑混在一起，沾在他的指尖上，被汗浸成了灰黑色的泥。

但他的运气不够好。钉尖还没磨到能塞进卡扣缝隙的程度，铁门就响了。

不是远处那扇，是这间房间的门。锁簧弹开的声音近在咫尺，就在面前这面墙的另一侧。

陆时渡的动作瞬间僵住。纸箱钉还攥在手心里，扎带还原封不动地绑在手腕上——他没有时间把钉子藏好，也没有时间调整姿势。他只能把拳头攥紧，让那枚磨了一半的纸箱钉埋进指缝里，然后闭上眼，保持原来的侧躺姿势，呼吸放得很平。

门开了。脚步声进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步子不快。只有一个人——不是那两个看守的脚步声，这个更沉，更不稳，每走一步都带着一种被压抑的急躁。

脚步声走近了，在他面前停下来。陆时渡能感觉到那个人在低头看他。那道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然后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他的头发往上一提，把他的头从硬纸板上拎起来，半张脸暴露在日光灯下。头皮被扯得生疼。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了。”

陆时渡睁开眼。

面前站着一个四十三岁的中年男人，颧骨很高，下巴上有一颗很小的痣。穿着灰色夹克，深色长裤。他的眼睛里有红血丝，嘴角往下撇着，不是愤怒——是某种比愤怒更持久、更干涸的东西。他蹲下来，松开抓头发的手，凑近了看陆时渡的脸，好像在确认抓的人没有错。

“马明辉。”他说。不是自我介绍，是确认——那双眼睛带着红血丝逼得很近，陆时渡能闻到他身上混着香烟和樟脑丸的味道。“你应该知道这个名字。我姐夫是刘卫东。我在他公司里挂了个副总的衔，公司的律师给家属通报案情的时候，我坐在旁边。律师手里有卷宗的复印件——压力表、阀门、管道接口，还有你写的每一页痕检报告。他不让我碰，但我趁他吃饭的时候翻了他的公文包。你那个签名我在文件末尾看了三分钟。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但我记住了你的名字。”我在警察局附近蹲了好久，终于知道了你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