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清在他对面坐下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

“陈国良，DNA比对结果出来了。二十七个样本，其中十九个有身份记录，八个没有。那八个人——A-01到A-08——你在账簿上只记了编号和日期，没有名字，他们是谁？”

陈国良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他看着桌上那道被手铐边缘压出来的浅痕，看了很久。审讯室的日光灯在他脸上投下冷白色的光，他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

陈国良的嘴唇动了一下。“我没有问，他送来，我接。不问是谁，从哪里来。”

“他，他是谁？”

陈国良沉默了。

沈砚清翻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放在陈国良面前。是A-01到A-08的编号列表，每一个编号后面都空着一大片空白，等着被填上名字。陈国良看着那张纸，目光从第一行移到第八行。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又松，松了又蜷，像一扇很重的门被风吹得来回晃动。

“我不能说。”他的声音很低。

“不能说，还是不敢说？”

陈国良没有回答。

沈砚清把那张纸收回来，合上文件夹。“陈国良，你今天不说，以后也要说。这八个人不是从养老院来的，不是从医院来的。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你也知道送他们来的人是谁。你不说，这八个人就永远只是编号。他们的家属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人去了哪里，你想让这八个家庭等一辈子吗？”

陈国良的肩膀开始抖，很轻的、持续的、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在空转的抖。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审讯室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窗帘上投下交错的影子。

“是一个工地。”陈国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城东一个工地，两年前拆了，现在是一片空地。那里住着一群工人，没有户口，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工头姓孟。他找到我，说他手下有人死了，没有家属来处理，问能不能帮忙，我帮了一次两次，后来就停不下来了。”

“他给钱，每次给现金。A-01到A-08，每一个对应一笔钱。五万块，八个人。我没有记账，记在脑子里了。他姓孟，他说他叫孟祥，没有身份证，没有电话。我只知道他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牌是外地的。”

“他把人送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

沉默。

“陈国良，我问你，他把人送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

“是死的。”

“你怎么知道是死的？”

“因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我摸了。”

“你摸了，你摸到他们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然后你把他们装进袋子里，放到何志远的车上，运到屠宰场。你没有问他们是怎么死的。”

陈国良没有回答。

走廊里，陆时渡把手插进口袋里，攥着那颗一直没有吃的奶糖。

审讯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陈国良把工地的位置、工头的外貌特征、每一次交接的时间地点都交代了。但他说不出工地的全称，说不出那些工人的名字，他说他只负责接运，不负责打听，他说他不想知道太多。

沈砚清合上文件夹站起来。“陈国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国良抬起头，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

“我做了一辈子事。在殡仪馆做事，在家里做事，在外面做事，做每一件事都有人告诉我怎么做。制度告诉我，规章告诉我，领导告诉我。第一次没有人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做错了，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没有别人告诉他的时候，怎么做对的事。”

沈砚清看着他，没有接话。

“现在我知道了，但是太晚了。”

沈砚清走出审讯室，走廊里，陆时渡靠在墙上等着。

“他交代了，工地，工头，五万块，八个人。”

“工头找到了吗？”

“周劲已经去查了，那片工地两年前就拆了，开发商和施工方都换了。工头姓孟，叫孟祥，没有身份证，没有社保记录，查不到。他用的工人都是没有合同的临时工，没有登记，没有档案，那些工人的名字，没有人知道。”

陆时渡沉默了一会儿。“五万块，八个人。每个人不到七千块钱。他们在工地上干活，一天可能赚一百块，一条命，不到一个月的工钱。”

沈砚清没有接话。

两个人站在走廊里。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灯光下光秃秃的，像一幅铅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