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客观的世界终究无法永远按照任意一个人的想象前进，开庭当天早晨，周浦刚刚准备出门，就接到法院电话，得知了一件“意外”。

原定今天审理他们案件的那位法官，因为“突发疾病”，无法正常主持庭审，因此法院发面临时更换了本案的主审法官。

并且这位新换上来的法官，打回了他们之前为亦殊办理的缺席申请，理由是原告并未在这段关系中遭遇暴力或其他损伤身心的恶性虐待，所谓的“因心理创伤无法当庭面对被告”也缺乏司法鉴定的认可，并不满足法律明确允许的缺席情况。

“有点棘手，”章律师得到消息比周浦还早几分钟，为了避嫌，他没有直接联系霍明渠，而是打给了许伦，“我们还是可以坚持亦殊不到场，不过这样，就会有两个风险。一是稍□□审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因为这一点遭到质疑，毕竟‘虚假诉讼’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亦殊时隔五年才诉讼又是需要重点解释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就更麻烦了。假如开庭后，对方坚持传唤亦殊到场，我们又做不到，很可能当庭被判原告缺席，裁定成我们主动撤诉。”

“明白了，”许伦人还在家中，看了旁边在煮咖啡的韩照晔一眼，说，“我来转告明渠那边，看是立刻延期，还是找其他办法。”

他从餐厅走开，去了阳台，好在霍明渠那边的反应相当镇定，也已经完全知道情况，并且考虑得比许伦更多。

延期其实是比较恰当的做法，但此时距离开庭已经只剩不到一个小时，临时提出申请，需要非常有力的借口。

比如霍明渠在前往法庭的途中，出了重大事故，或者两位律师里的任意一个，遭遇了类似的不可抗力，导致临时无法出庭。

这种事倒也不是做不到，只需要霍明渠现在把方向盘向左打死。

但问题是，对方既然可以临时更换法官，就算他们这边申请了延期，最后开庭，也未必就能顺利由原来的法官来审。

反而可能因为拉长了庭审前的时间，导致其他变数发生。

“不需要延期，”霍明渠说，“还有一份病历可以调。”

许伦一顿，说：“你是说……”

“嗯，延停会传真给你们。”

章律师之前拿到的病历是亦殊这五年来的封闭注射，以及圣诞节当天清洗标记手术的记录，可以证明亦殊这五年都是独自度过发情期，也是在霍明渠和其他人订婚后，才去洗掉了标记。

而张延停那里还可以给出的，则是亦殊那天因为过敏，被送入医院抢救的记录，证明的是亦殊已经因为洗标记而产生了身心上的后遗症，对霍明渠的信息素有几乎致命的过敏反应。

有这份病历在，应当可以挡回法官的部分质疑。

然而这样一份证据，霍明渠却没有在一开始时就交给章律师，因为这和过往的事不同，是未被他人所知的，一旦在法庭上拿出来，就会被他人得知，霍明渠和亦殊在最近这段时间有过这种程度的亲密接触，对亦殊来说，是另一种名誉上的伤害。

章律师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承诺会保密提交，要求法官不当庭公开。

“就怕这样也不够，”章律师道，“想要找麻烦，总有办法的。”

这种民事纠纷，可以操作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霍明渠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除了这份病历外，他们原本的庭审思路也必须更改。

按照原来的计划，周浦针对章律师的诉求，只会做一些象征性的反驳，实际上是连霍明渠“曾经失忆”这种重大免责情节都不会提及。

但现在如果还这么做，就很可能会被法官抓住漏洞，继而真的判定成虚假诉讼。

联系完许伦后，霍明渠再次拨通了周浦的电话，要求他将准备的“备用证据”也全部带上，在庭上全部递交。

周浦梗了一下，说：“真的要这么做？”

“嗯。”

周浦换了口气，再次确认：“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知道你们那天都说了什么？”

“没有。”

“……行，那我现在去打印。”

其实他都不需要问那么多遍，因为霍明渠在这种事上的谨慎程度甚至比他这个律师还要高，也更加敏锐。

更不用说就算出事，周浦也完全可以推脱，他的所说所证，都百分百来自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自己非要说对自己不利的谎，总不能怪到他的头上。

抱着这样的心情他准备好了霍明渠要的所有东西，匆匆地去了法院。

另一边，因为要去外婆家，亦殊同样起得很早，在客厅里检查所有需要送过去的行李，以免还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