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得很慢。图书馆到校门口这条路他走了三年，平时十分钟就走完了，今天他走了快二十分钟。

不是因为路变长了，是因为每一步都像踩在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上面——可能是记忆，可能是习惯，可能是每天早上和顾行舟一起走过这条路去实验室的那些影子。

路边的长椅上，他们坐过。那棵银杏树下，顾行舟等过他。转角的自动贩卖机旁边，是去年冬天顾行舟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帮他整理围巾的地方。

沈听晚走到那个转角的时候，放慢了脚步。

自动贩卖机还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灯光照在地上，映出一小块惨白的光斑。周围没有人。这条路上这个时间通常没有人。

他停下来，背靠着贩卖机侧面的墙壁。金属外壳冰凉冰凉的，穿透外套贴在肩胛骨上。

然后他蹲了下去。

不是坐，是蹲。双手抱住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整个人缩成很小的一团。这个姿势让他想起十年前在火车站的那个晚上——他也是这样蹲在角落里，浑身湿透，觉得这辈子就到这了。

那时候他十岁，刚失去父亲，母亲重病躺在家里等钱救命，他从亲戚家借了一圈钱两手空空坐在雨里等死。

然后顾行舟来了。

那是沈听晚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毫无理由的善意。

后来他花了十年时间，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人身边。考上A大，进入物理系，成为他的学生，住进他的公寓，睡在他的床上，在他怀里听到那句“这次你没有后悔的机会了”。他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再仰着头看那个人了，以为终于可以并肩了。

然后那个人骗了他。

不是出轨，不是背叛，不是任何肮脏龌龊的事。只是一顿饭，只是一条消息，只是一句“有事”。

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太轻了，轻得几乎算不上什么大事，沈听晚才觉得无力。如果是大事，他至少可以大哭大闹地发泄，可以把所有委屈都喊出来。

可这是小事。是他自己小心眼，是他自己不够大度，是他自己把十年的执念压在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高度上，然后怪那个人没有接住。

可他就是接不住。

他已经接了太多次了。从十年前的那个雨夜开始，到后来的每一次试探、每一次退缩、每一次推开又拉回来。

沈听晚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为他从来不是被迫的。是他主动走近的，是他主动留下的，是他在每一次顾行舟犹豫的时候都义无反顾地往前迈一步。他不怨。

他只是累了。

蹲下去好。蹲下去的时候世界变得很小，只剩下膝盖和臂弯之间那一小块黑暗，很安静，很安全。他把自己折叠起来，像十年前那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人撑伞走过来。

他的肩膀开始抖。

不是哭。他没有哭。他只是全身的肌肉在经过了三天的高强度紧绷之后终于撑不住了，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突然弹回来，所有的筋都在骨头缝里颤。

有脚步声。

沈听晚没有抬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现在这个样子——物理系的保送天才，实验室的破格新生，蹲在自动贩卖机旁边像个迷路的小孩。他在心里对那个脚步声说，走开，不管你是谁，走开。

脚步停了。

然后一双运动鞋出现在他低垂的视线里，鞋带系得很随意，牛仔裤脚边磨得有点发白。

“喂。”

是老同学。

沈听晚没有动。

老同学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碰他，没有说什么“别哭了”或者“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放在沈听晚脚边，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也放在纸巾旁边。

“楼下便利店买的，”他说，“可乐味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

沈听晚的肩膀还在抖。他把脸更深地埋进臂弯里。

“我没事。”他的声音闷在膝盖里，听不出哭没哭。

“知道，”老同学说，“你最有事了，沈天才，你什么事都没有。”

沈听晚没有回话。

老同学也没有走。他在贩卖机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拆了另一根棒棒糖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就说你们搞学术的谈个恋爱太费劲。一个死扛，一个死撑，扛不住就骗，撑不住就跑。我们普通人谈恋爱哪有这么多事，吵完架第二天早上买个豆浆油条塞人家手里，屁事没有。”

“他不喝豆浆。”沈听晚的声音从膝盖里传出来，闷闷的。

老同学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他喝什么？”

“黑咖啡。不加糖。空腹不能喝，所以必须吃早餐。”沈听晚说，“但是他不吃甜的东西，面包只能吃全麦的，不能有奶油，不能有果酱。三明治里必须加煎蛋，不能加生菜，他不吃生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