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行舟的脚步硬生生顿住。

书房的门是那种老式的实木门，关上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赵婉清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沈听晚坐下，她绕到书桌后面坐下。

桌上摊着一份档案，沈听晚看不到正面的内容，但他知道那是什么——他的档案。从小到大，所有的一切。

窗外天已经黑了。书房的窗户正对着院子，能看到那几棵桂花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书房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声。赵婉清坐在书桌后面，摘下了老花镜，慢慢地擦拭着镜片。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又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查过你。”她开口了。

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没有任何歉意。她不是来道歉的。

“我知道。”沈听晚说。

“你恨我吗？”

沈听晚想了想，认真地想了想。然后他说：“不恨。您是一个母亲。母亲查儿子身边的人，天经地义。”

赵婉清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但很深，像是在重新计算面前这个人的所有数据。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攀高枝的，”她直截了当地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实验数据，“家境贫寒、天才少年、小时候被帮助过然后十年后找上门来——这套剧本我见过很多遍。我以为是顾行舟心软，被你绑住了。”

沈听晚没有辩解。他坐在那里，脊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在别人面前，不能弯腰。再累也不能。

“然后我查到了你爸。”

赵婉清把老花镜放在桌上。镜片反射着台灯的光，像两面小小的盾牌。

“沈卫国，”她念出这三个字的时候，语速慢了很多，“下班途中，为救三个孩子牺牲。那年你八岁。”

沈听晚的睫毛颤了一下。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听人提起父亲。第一次是顾正清说的“不错”，第二次是现在。

“我见过很多烈士家属，”赵婉清说，“有些人拿着烈士的牌子吃一辈子。你妈没有。你也没有。”

她没有等沈听晚回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是一份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沈听晚认出来了，是他大学这几年的账户记录。每一笔进账都是奖学金，每一笔出账都是医院。

“你十三岁开始打工，”赵婉清的声音忽然低了一个度，不再是审问的语气，更像是在念一份她读了很多遍的清单，“初三暑假搬砖，高一寒假收银，高二暑假做家教。你妈的医药费、透析费，全部是你一个人扛的。没有亲戚帮，没有社会捐助，没有申请低保。你那时候几岁？十三。十三岁。”

她说到这里，停下来，摘掉老花镜，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沈听晚见过很多次——顾行舟累了的时候也这样做，一模一样的习惯。

“你十三岁的时候，顾行舟在读博士，”她说，“我们家条件好，他从来没吃过你这种苦。一个铜板都没缺过。”

沈听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擅长被别人同情，尤其是被顾行舟的母亲同情。他来这个家不是来诉苦的，不是来博同情的，是来让顾行舟的父母接受他的。如果要靠自己的悲惨身世来换取认可，那他宁可不要。

“阿姨，”他开口，声音有一点哑，但很坚定，“我不是为了——”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什么，”赵婉清打断他，语气恢复了一些硬度，“你要是那种人，进不了这个门。”

窗外传来远处的汽车喇叭声，书房里的钟摆还在咔嚓咔嚓地走着。

“我问你一件事，”赵婉清忽然说，“十年前，顾行舟在车站遇到你的那天，你记得他什么？”

沈听晚沉默了很久。久到赵婉清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记得他的伞，”沈听晚说，声音很轻，“黑色的。很大。他弯下腰递给我的时候，雨全打在他背上。”

“还有呢？”

“还有他问了我一句话。他问我——小朋友，你家人呢？”

赵婉清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顾行舟从小就不是一个会主动关心别人的人。他聪明，孤僻，理性到几乎冷漠。同学摔倒了不会扶，邻居小孩哭了不会哄，亲戚来做客连招呼都懒得打。但他会在雨天停下脚步，对一个蹲在角落里的陌生孩子弯下腰。

那是她儿子。她养了三十二年的儿子。她以为自己完全了解他。

“他从来不是会低头的人，”赵婉清对着沈听晚说，声音比之前任何一句都轻，“但他向你低头了。上次在实验室门口，你走了以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如果你要逼我选，我不选你了。”

沈听晚愣了一下。他从不知道这件事。顾行舟从来没有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