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一下，看着王副书记的眼睛，“我没有利用任何职务之便为他谋取利益。他的保送资格是他高中时拿下的，跟我没有关系。他的成绩是他考出来的，论文是他自己写的，竞赛是他自己比的。你们可以查。”

王副书记推了推眼镜，没有在记录上写什么。他见得多了，被举报的人有哭的，有喊冤的，有推卸责任的，有死不认账的。但像顾行舟这样一上来就把所有事实摊在桌面上、不辩解、不推诿、不狡辩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顾教授，你应该知道，即使双方都是自愿的，师生之间的恋爱关系在学校规定里也是灰色地带。尤其是你们还同居了，这在舆论上——”

“我知道，”顾行舟打断了他，“所以我有心理准备。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都接受。但有一件事，我先说清楚——所有的事都是我的责任，跟沈听晚无关。你们调查他的论文可以，查他的成绩也可以，但不要为难他。他是受害者。”

“受害者？”教务处副处长插了一句，“顾教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被举报的人是我。被议论的人也是我。但他会因为这件事受到的伤害，比我大得多。”顾行舟的声音低了一点，指节微微收紧，“他才十九岁。他还要在这个学校待很多年。”

会议结束之后，顾行舟走出行政楼，看到沈听晚站在台阶下面等他。冷风把衣摆吹得猎猎作响，不知道等了多久。看到他出来，沈听晚走上来，手里捧着一杯热豆浆，塞进他手里。

“冷不冷？”沈听晚问。

“不冷。”

“他们为难你了吗？”

“没有。正常问话。”

沈听晚看着他，安静了片刻，然后说：“我刚才也接到通知了。下午三点，调查组找我谈。”

顾行舟的手指顿了一下，热豆浆的杯壁很暖，但他的指尖在发凉。他想说很多话——想说你不要紧张，想说你只要说实话就行，想说如果不想去我可以帮你申请延期。但他最后只说了一句。

“你不用去。”

沈听晚看着他，眉头微微皱起来：“为什么？”

“我会处理。你现在出来说话，只会被当成受害者。”

沈听晚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被低估了的不满。他把手从顾行舟手里抽出来，往后退了一步，看着他。

“教授，”他说，“你又来了。”

顾行舟要开口，被沈听晚打断了。

“上次顾家的事你就说你来处理。你一个人去赴相亲宴，一个人扛你爸的压力，给我发消息说‘今晚有事不用等’。

结果呢？我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你坐在餐厅里，对着别人笑。你觉得那是保护我，但对我来说那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

顾行舟握着豆浆杯的手指收紧了，指节发白。

“调查组要问的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沈听晚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可以去接受问话，为什么我不可以？你觉得你站在前面把所有的箭都挡了是在保护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想挡在你前面。哪怕一次。”

风从行政楼前的广场上刮过，吹起沈听晚额前的头发。

顾行舟隔着几步的距离看着他，忽然发现这个少年已经不是当初蹲在车站角落里的那个孩子了。

他长大了。长成了一个会用“我们”而不是“你”和“我”来定义这一切的人。

但他还是怕。他怕调查组的人问沈听晚的时候用那种审视的眼光看着他，怕那些人把沈听晚的每一个回答都拆开、掰碎、反复咀嚼，怕沈听晚在那间会议室里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眼睛里会出现那种被碾碎的光。

他最怕的是，沈听晚会被迫重新审视这一切——他对顾行舟的感情到底是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是谁欠了谁，这十年的执念到底是爱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些问题太锋利了。他怕沈听晚会受伤。

“听晚，调查组问话不是聊天。他们会问得很细——细节、时间、动机。你会被反复追问，会被质疑，会被——”

“我知道。”沈听晚打断他，往前走了两步，拉近了距离，“教授，你知道我十三岁那年，我妈的主治医生在走廊里跟我谈话，说我妈的病需要换肾，手术费十五万，后期治疗每年至少三万。他问我——你家能筹到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那年我十三岁。你觉得调查组的问话，会比那个更难吗？”

顾行舟说不出话。

“下午三点，”沈听晚说，声音忽然轻柔了一些，像是反过来在安慰他，“我自己去。你可以在外面等我，但不能替我去。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