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里还有一张表格，列出了所有受邀参会者的单位和头衔。

他的目光往下扫，在“G”字头那一栏停下了——顾行舟，A大物理系，教授。

“你也收到了？”他问坐在对面工位的顾行舟。

顾行舟头也没抬。“嗯。上个月就收到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

“忘了。”

沈听晚看着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笑了。不是忘了，是懒得提。

顾行舟每年都会收到十几封这种邀请函，对他来说跟收到水电费账单一样稀松平常。

但沈听晚不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以独立研究者的身份被邀请，而不是作为“顾行舟教授课题组成员”列在附录里。

他把邮件打印出来，夹进那本已经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想了想又拿出来，用磁铁贴在了冰箱门上。

顾行舟半夜起来喝水，看到冰箱门上那张打印纸，站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沈听晚醒来，发现冰箱门上多了一张纸——顾行舟也把他的邀请函打印出来了，贴在旁边，两张纸整整齐齐并排着，间距相等，上下对齐，像某种只有搞物理的人才能理解的浪漫。

三个月后的今天，他们坐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第三报告厅的第三排。

沈听晚穿着顾行舟给他买的那套深蓝色西装，领带是早上在酒店房间里顾行舟帮他打的。

他不太会打领带，以前参加答辩都是借老同学的夹子式领带凑合。

顾行舟第一次看到他戴夹子领带的时候，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第二天就去商场买了三条真丝领带。

现在他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完美的温莎结，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有点紧，但很整齐。

“别扯。”顾行舟的声音从左边传来，很轻，只有他能听见。沈听晚把手放下了。

报告厅很大，弧形穹顶上挂着水晶吊灯，同传耳机在每个人座位扶手上整整齐齐码着。

前排坐着的是苏黎世联邦理工的大佬，后排是麻省理工的团队，斜对面那个光头是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沈听晚看着满屋子只在参考文献里见过名字的人，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然后顾行舟的手在座椅扶手下伸过来，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指尖。不是握手掌——在满座同行的注视下，握手掌太显眼了。

他只是用食指关节碰了碰沈听晚的小指，然后收回去。

沈听晚深吸一口气，翻开会议手册。他的报告排在第三天下午，顾行舟的报告在第二天上午。

会议手册上两个人的名字被印在不同页，隔了几十页铜版纸。

第一天是大会报告和几个特邀报告，沈听晚听得认真，笔记本上记满了要点。

中间茶歇的时候，一个德国教授走过来跟顾行舟打招呼，两人用英语聊了几句，德国教授的目光落在沈听晚身上。

“Your student”他问。

顾行舟端着咖啡杯，语气平淡得像在念天气预报。“Colleague. Dr. Shen is my colleague now.”

不是学生。是同事。沈博士现在是我的同事。

沈听晚端着咖啡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他面上不动声色，向德国教授伸出手，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

但心里某个角落正在放烟花——不是“这是我的学生”，不是“他跟我做课题”，是“同事”。

是顾行舟在满屋子诺奖级学者面前，给了他一个完全平等的头衔。

第二天上午顾行舟做报告的时候，沈听晚坐在第三排正中间。

他听过顾行舟无数次讲课，在A大的阶梯教室里，在研究生讨论班上，在他们公寓的书房里。

但这是第一次看他在国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

顾行舟站在讲台上，PPT简洁到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每一页都是硬核的公式和数据。

他的英语口语带着一点英式发音，是当年在剑桥做博后时养成的习惯，每个词的尾音都咬得很清晰。

讲到关键处，他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在沈听晚脸上停了一瞬。很短，短到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

但沈听晚注意到了。他微微点了点头。顾行舟继续讲下去。

提问环节很激烈。一个来自加州理工的教授对某个理论框架提出了质疑，语气尖锐。

顾行舟听完，没有急着反驳，而是走到白板前面，拿起马克笔重新推导了一遍。

整个推导过程行云流水，最后他在结果上画了个圈，转过身说：“您的质疑是对的，但只在忽略二阶效应的前提下。

如果把二阶项考虑进去——如我刚才在白板上补充的——结论不变。”加州理工的教授看了白板半天，点了点头，坐下。

沈听晚在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不愧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