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听晚转头看了一眼坐在树下的顾行舟。顾行舟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腰板还是挺的，戴着一副新配的老花镜，正低头看手机上的论文预印本。

退休五年了，他还是改不了每天刷预印本的习惯。

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开衫毛衣——是沈听晚前年织的，针脚有些歪，袖口收得不太齐，但顾行舟每年秋天都穿，洗得有些发白了也不肯换。

沈听晚觉得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某种顽固的爱意，就像他当年把那件抓绒衣埋进脸里叠了三遍一样。

“顾老师，”陈屿喊了一声，“您要不要讲两句？”

顾行舟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想了片刻。他的声音比以前慢了一些，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平稳、精准，每个字都像是从论文里摘出来的。

“物理系种栀子花要注意土壤酸碱度。去年新分株的那批，有几盆叶子发黄，是缺铁。用硫酸亚铁稀释一千倍浇，一周一次。别浇多了。”

在场所有物理系的老师都笑了。陈屿边笑边摇头：“顾老师，我们让您讲退休感言，您讲施肥指南。”

“这就是我的退休感言。花养好了，比什么感言都实在。”

沈听晚在人群里看着他笑。

阳光穿过枇杷树的叶子落在他肩上，他笑得眼角全是皱纹，那些皱纹是他用几十年时间一条一条笑出来的——每一条都对应着某个人在某个时刻难得一见的嘴角上扬。

有人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每天都在数顾行舟笑了几次才攒出这么多笑纹，他说不止，还数了他说过几次“回家”。

退休后，他们彻底搬进了带院子的那栋房子。学校分的公寓早就退了，房子不大，但院子被沈听晚打理得像个小型植物园。

枇杷树已经长到三楼高，每年结的果子吃不完，就分给邻居。

栀子花从最初的六株繁衍到现在的二十几株，沿着院墙排成一道白色的花篱，每年五月到八月，整条巷子都是甜的。

那株老前辈从山中天文台寄来的耐寒品种已经长成了一大丛，枝条伸出墙外，开花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闻一下。

他们的日常很简单。早上顾行舟先起，煮咖啡，烤两片全麦面包，把沈听晚的降压药从药盒里取出来放在他的杯子旁边。

沈听晚起得晚一些，吃完早饭会去院子里转一圈——看看枇杷树有没有虫，栀子花要不要浇水，墙角那几盆君子兰需不需要转盆。然后两个人各占书房一半，顾行舟看论文，沈听晚看科普杂志。

中午沈听晚做饭，顾行舟洗碗。傍晚一起散步，沿着小区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路走两圈，有时候手牵手，有时候不牵，但肩膀永远挨得很近。

他们还是会聊物理。顾行舟对前沿理论的追踪比很多在职教授还紧，沈听晚则更喜欢看科普写作，把最复杂的量子引力理论讲得让邻居老太太都能听懂。

有时候两个人为某个论文里的推导争起来，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争到最后顾行舟会说“你这个问题我得查一下”，沈听晚会说“查就查”。

然后两个人各自回书房翻了半天文献，最后谁输谁赢，输的那个人会去泡两杯热牛奶，端过来放在另一个人手边。

他们已经不需要说“我错了”或“你对”。一杯牛奶就够了。

有一个初夏的下午，阳光很好，院子里的栀子花开得正盛，满院子都是甜香。

沈听晚搬了两把藤椅放在枇杷树下，两个人并排坐着晒太阳。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是老前辈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专著，扉页上题着字：“给听晚和行舟——我的两个最好的学生。你们证明了，物理学的浪漫不在于公式，在于共轭。”

这本书他读过很多遍，每一遍都能找到新的笔记痕迹。顾行舟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摊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论文预印本，但他没有在看。他在看沈听晚看书的侧脸。

“听晚。”

沈听晚转过头来。午后的阳光透过枇杷树叶洒在他脸上，把花白的头发照得发亮。

他戴着老花镜，眼镜腿上拴着一条银色的防丢链，书页夹在他手指间，无名指上那枚铂金戒指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怎么了？”

顾行舟看着他，看了很久。

这几年顾行舟的话比以前多了一点——不是变啰嗦了，是开始愿意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虽然还是用他最简练的方式。

沈听晚总说这是自己几十年教学工作的职业病，把最沉默的学生也感化了。顾行舟说不是职业病，是被你念叨久了。

“你头发白了很多。”顾行舟说。

“你也是。全白了。”

“我本来就比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