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得发红。指尖尤其明显，指节的皮肤干燥得起了一层薄薄的白屑，是连续几天用冷水洗衣服留下的痕迹。小城冬天没有热水器，沈听晚给母亲洗病号服都是用冷水搓。

顾行舟看着他的手，沉默了三秒。然后他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皮革的，内里是绒，还带着他掌心的温度——直接塞进沈听晚手里。

“戴上。”

沈听晚愣了一下：“不用，你手也冷——”

“我手不冷。”

“你刚下飞机，外面温度零下——”

“沈听晚。”

顾行舟叫了他的全名。不是“沈听晚同学”，不是“小沈”，是完整的三个字。每次他用这种语气叫全名，就表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沈听晚乖乖把手套戴上了。手套太大了，他的手指在里面晃荡，指套前面空出一截，鼓鼓囊囊的。但那股暖意是真真切切的，从指尖一路暖到手腕，像是顾行舟的体温把他整个人都裹住了。

他低头看着这副手套，忍不住笑了一下。“教授，你的手套好大。”

顾行舟没有理他，拉着登机箱往前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他。

“你笑什么。”

“没什么。”

“说。”

沈听晚跟上他，跟他并肩走在车站广场上。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但他心情很好，好得想唱歌。他没有唱歌，但他说话了。

“就是觉得，你每次都这样。”

“怎样？”

“什么都不说。做一大堆，就是不说。”

顾行舟的步子顿了一下。他没有反驳，也没有解释，只是把大衣领子往上拉了拉，加快步伐往出租车上车点走。

沈听晚跟在他身后，手套太大，他不得不攥着拳头把手套固定在手上。他忽然注意到，顾行舟把登机箱换到了右手——左手空出来了。那只手垂在身侧，指节被寒风吹得微微发红。

顾行舟的围巾在起飞前摘了，放在登机箱里。他的大衣领子竖起来能挡一部分风，但脖子前面那一块是裸露的。冷风从领口灌进去，他不自觉地缩了一下肩膀。

沈听晚停下脚步。

“教授。”

顾行舟回头看他。沈听晚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踩了两步上前，踮起脚尖把围巾绕到顾行舟的脖子上。他的动作比顾行舟给他戴围巾的时候熟练多了——一圈，两圈，前端理好，塞进大衣领子里。

“你把围巾给我了，”他一边整理一边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自己脖子不冷吗？”

顾行舟低头看着他。沈听晚的手指碰到他脖子的皮肤时微微一颤，不知道是被冰到了还是被暖到了。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沈听晚能看清顾行舟镜片上细小的灰尘。他的呼吸在冷空气里变成一团白雾，飘到顾行舟的下巴上。

顾行舟抬起手，覆在沈听晚还停在他领口的手背上。他的手指合拢，把沈听晚冰凉的手整个包在掌心里，按在自己锁骨的位置。

“你不应该把手套给我。”

沈听晚笑了。他笑了是因为他听懂了这句话。顾行舟不是在批评他，是在懊悔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脱手套。是因为看到他的手冻红了，心疼了，所以把自己的手套给他。然后沈听晚又把围巾给他了，所以顾行舟又多心疼了一个回合。

他们就是这样，永远在心疼对方。谁也不肯输。

“手套太大了，”沈听晚把那只被握住的手反过来，五根手指穿过顾行舟的指缝，十指扣在一起，“这样比手套暖和。”

顾行舟看着他们交握的手。他的手比沈听晚大一圈，骨节分明，肤色偏深，衬得沈听晚的手白得近乎透明。两只手一深一白，一只干燥一只微湿，一只稳定一只在微微发抖。但他没有松手。他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广场上，握着他学生的手，没有松开。

“走吧。”他说。

他们打了车，先去出租屋放行李。沈听晚的出租屋在医院后面那条巷子里，是一栋老居民楼的四楼，没有电梯。顾行舟拎着登机箱爬了四层楼，进门的时候面不改色，但额角微微沁出了一点汗。

出租屋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厨房和卫生间挤在进门的位置，加起来可能还没有顾行舟公寓的客厅大。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但房间很干净——沈听晚在顾行舟来之前打扫了三遍，地板擦得反光，窗台上放了一个矿泉水瓶，里面插了两枝从医院花坛里捡的腊梅。

顾行舟把登机箱放在门边，在房间里慢慢转了一圈。他看了窗台上的腊梅，看了书桌上摊开的护理记录，看了床头柜上沈母的药盒——每一种药都用小标签标好了剂量和时间，字迹工工整整，是沈听晚写的。他又看了一眼那张一米二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