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织梦科技安全部那几年，同事们叫他方主管，下属叫他方哥，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记住过他。

他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说话声音不大不小，开会永远坐在第二排靠墙的位置，发言永远是“我没意见”“按流程走就行”。

他是那种在任何组织架构图里都不会被标注出来的人，是填充在“等”字里的那部分。

他叫方砚秋，以前是织梦科技安全部的技术主管。三年前辞职，因为受不了。

辞职报告写得很短。

短到HR收到时以为看错了——“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安全部技术主管一职。”没有感谢公司的培养，没有依依不舍的场面话，没有对未来的展望。

只有这一句。

像一个人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说的唯一一句话。

HR找他谈话，问是不是薪资问题，是不是晋升通道不畅，是不是和同事有矛盾。

他坐在会议室里，眼睛盯着桌面上的木纹，摇头。

不是。

都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他没回答。

因为他没办法回答。

那个原因一旦说出口，他连辞职都走不了。

他可能会被留下来，以另一种方式——和那些“服务器”一样的方式。

辞职时他签了保密协议，拿了六位数封口费，被警告：“说出去一个字，你就和那些服务器一个下场。”

这句话是安全部部长亲自对他说的。

部长姓郭，四十多岁，平头，金边眼镜，笑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和蔼的高中物理老师。

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笑。

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是平的，没有威胁，没有狰狞，甚至没有语气起伏。

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

你把水烧到一百度，它会沸腾。

你说出一个字，你就变成服务器。

这不是威胁，是因果。

他怕了。

方砚秋这辈子怕过很多东西。

小时候怕黑，怕父亲喝醉后的摔门声，怕学校门口那条会追人的流浪狗。

长大后怕面试，怕拒绝，怕得罪人，怕做错事，怕被人看不起。

他的怕太多了，一层一层叠起来，叠成了他的性格。

胆小、怯懦、随波逐流——别人这样评价他，他也这样评价自己。

他知道自己是哪种人。

是那种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打架会绕路走的人，是那种在会议上明明有不同意见却会把话咽回去的人，是那种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也不敢出声的人。

所以三年里，他一个字没提过。

把保密协议锁进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把那笔钱存进一张不常用的银行卡，把织梦科技从手机通讯录里删掉，假装自己从来没在那栋灰色大楼里待过七年。

他把生活缩到最小。

一个人住，不出门，不和任何人提起过去。

像一个把自己关进壳里的蜗牛，以为壳够厚，外面的东西就碰不到他。

每个月按时从织梦科技的合作医院拿安眠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那家医院在城东，招牌是“仁安睡眠门诊”，门面不大，夹在一家药店和一家包子铺中间。

他每个月十五号去，挂同一个医生的号，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叫号。

走廊里永远是灰蒙蒙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没人换，忽明忽暗地闪。

候诊的人不多，都是沉默的，各自低头看手机或者盯着墙上的健康宣教海报发呆。

没有人交谈。

来这里的人都不太想被人认出来。

医生叫周维，四十出头，戴无框眼镜，问诊很快。

每次都是一样的问题：“睡得怎么样？”“还是老样子。”“药按时吃了吗？”“按时了。”“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三分钟。

处方开好。

安眠药，一个月量，白色药片，装在一个棕色的玻璃瓶里。

他拿着处方去药房取药，然后坐公交车回家。

那些药片他并不是每天都吃。

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

吃的时候能睡四五个小时，不吃的时候就整夜醒着。

醒着的时候他躺在黑暗里，天花板上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路灯光，惨淡的橘黄色，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细长的亮线。

他盯着那条亮线，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不敢想。一想就会想到那些东西。

但他忍不住。

这种“忍不住”像一根刺，从辞职那天就扎进了他的胸口。

一开始很小，小到可以忽略。

他以为时间会让它慢慢消融，像别的伤口一样结痂、愈合、淡忘。

但没有。

三年过去了，那根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长越深，从胸口钻进骨头里，从骨头钻进骨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