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隔三差五，总会有些“大事”发生。

或是朝中针对沈家的风向有变，需要老关系斡旋；或是家族子弟在外惹了不好处理的麻烦；或是与某些权贵之家的来往，需要更有分量的人出面……

每到这时，沈文崇就会带着一脸为难和愧疚，来到颐福堂外求见。周氏有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一同前来。

原主（53岁）能如何？

那是她丈夫留下的家业，是她儿子、孙子、曾孙安身立命的根本。

她狠不下心真的不管。每次，她都只能叹息着，重新走出小院，利用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人情、脸面和智慧，去化解危机，去弥补漏洞。

问题解决了，沈文崇感激涕零，周氏却未必领情。

她觉得自己被婆婆当众下了面子，显得无能。尤其是在原主忍不住训诫她“治家不严”、“目光短浅”时，周氏心中的怨气更是与日俱增。她不敢当面顶撞婆婆，却会在丈夫面前哭诉委屈，埋怨婆婆太过强势，不给她这个当家主母留脸面。

沈文崇被妻子哭得头疼，又不敢再去指责母亲，只能偶尔在母亲面前，委婉地提一句“周氏也不易”、“母亲您多体谅”。这话听在原主耳中，无异于指责她这个做婆婆的不够宽容。她对儿子失望，对儿媳不满，对这个家，感到深深的疲惫和孤独。

她唯一的慰藉，便是女儿沈文慧时常带着外孙陈淮安来看她。

只有和女儿在一起时，她才能暂时放下“沈老太君”的重担，像个普通的母亲，说说体己话，抱怨抱怨不省心的儿孙。

沈文慧性子爽利通透，看事情明白，常常能开解她。

外孙陈淮安聪慧懂事，知礼孝顺，比沈家那几个孙子，更得她欢心。

日子就在这种憋闷、无奈、间歇性的“救火”中，一天天过去。原主的身体，也因常年郁结于心，以及年轻时为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落下的病根，渐渐衰败下去。

·

终于，到了永昌二十二年，她六十五岁这年的元宵。

前院张灯结彩，大摆宴席，招待族人、姻亲和部分交好的同僚。

原本，这样的家宴，她这个老祖宗是该坐在主位的。

可就在宴席开始前，周氏因为一点小事——似乎是关于宴席上一道主菜的用料花费——又与她发生了口角。周氏话里话外，嫌她小院里额外的用度（主要是药材和补品）开销大了，暗示她不知节俭。

原主气得心口发闷。她为这个家操心一辈子，到老了，吃点药、用点补品，竟还要看儿媳的脸色？两人不欢而散。

晚宴时，沈文崇大概是为了避免婆媳再见冲突，也或许是周氏说了什么，竟派了个得脸的嬷嬷来颐福堂，客气而委婉地表示，前院喧闹，怕扰了老太太清净，已在颐福堂另备了一桌精致席面，请老太太就在自己院里用膳，稍后儿孙们再来磕头请安。

那一刻，原主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元宵团圆夜，她这个一家之主的母亲、祖母，竟被“体面”地排除在了团圆宴之外？就因为她下午与周氏争执了几句？

愤怒、伤心、凄凉、被至亲之人遗弃的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几乎将她击垮。她颤抖着手，指着那传话的嬷嬷，想说点什么，最终却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让人退下。

那桌所谓的“精致席面”，她一口未动。早早地，她便屏退了所有下人，说自己要歇息了。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听着远处前院隐约的丝竹喧闹声，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枕畔。

夜半时分，忽然变了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寒意透过门窗缝隙钻进来。

原主本就心绪激荡，郁气难舒，又着了凉，半夜里突然发起高烧，胸闷气短，咳嗽不止。

守夜的丫鬟被惊醒，惊慌失措地要去请府医。

然而，今夜元宵，府医也告假回家了。

丫鬟只好跑去前院，想求国公爷或夫人拿对牌，立刻去请外面相熟的太医或大夫。

前院的宴席刚散，一片杯盘狼藉。

丫鬟好不容易找到周氏身边的大丫鬟，急急禀告了老太太病重。

那大丫鬟进去通报，良久才出来，脸上带着些许为难，低声道：“夫人今日也累着了，刚歇下。说是老太太许是白天动了气，加上天寒，一时不适。已经让人去熬府里常备的驱寒汤药了，稍后送去。这深更半夜，雨又这么大，惊动外人不好，且等等看，若天明还不见好，再去请大夫不迟。”

丫鬟急得直哭，却毫无办法。

等那碗效果平平的驱寒汤药熬好送来，喂进已经意识模糊的元闻昭口中时，已是后半夜。高烧非但没退，反而更厉害了，人已经开始说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