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早就刻上去的。”

席溪晚从法医室走出来，手里拿着放大镜和几张刚打印出来的墨迹分析报告。

“铜墙上的标签用的都是针管笔，墨迹氧化程度一致，是同一批写上去的，红钩用的墨不同，是后来补的，标签在前，红钩在后，有人在多年前就把这些名字列出来了，然后在最近几年一个一个打上钩。”

“这面墙是一份名单。”

宿云松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把周平、赵淑珍、冯立群三个名字钉上去，“但在确认这份名单的性质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标签上的名字和韩琢案、何鸣案的受害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先做身份确认，再做关联推断。”

许秋桐翻开周平的户籍档案，周平这个名字在户籍系统里不止一个，全市叫周平的有几十个人。

她一个一个筛，按年龄、性别、居住地、社保记录逐条排除，最后剩下一个，住在楠城区老居民区，退休前在棉纺厂做机修工。

档案照片上的脸和韩琢案卷宗里受害者的照片是同一张脸。

“周平确认。和韩琢案死者是同一人。”

她翻开赵淑珍的档案，同样的排查流程，全市叫赵淑珍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她调出何鸣案的卷宗，把受害者的身份信息和户籍系统做交叉比对，年龄、住址、独居状态全部吻合。

“赵淑珍确认，和何鸣案受害者是同一人，她曾在楠城区精神卫生中心做洗衣房临时工。”

冯立群的档案最后调出来，前精神卫生中心值班医生，执业资格几年前注销，此后社保断缴、银行账户停用、没有房产登记。户籍状态栏写着“迁出未落”，最近一次身份证使用记录距今已有数年，地点在边境城市的劳务市场。

“冯立群还活着，至少数年前还活着，但他的身份信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更新过。”

刘思渺把三个人的档案并排放在桌上。她翻开赵淑珍的那一页，手指停在工作经历那一栏。

“赵淑珍在精神卫生中心做临时工的时间，和沈秀兰坠楼是同一年。”

她又翻开周平的档案，“周平当年的住院记录也在楠城区精神卫生中心，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病房在三楼。”最后是冯立群，值班医生，和沈秀兰坠楼当晚的值班记录签名一致。

三个人在同一条走廊上，她把这层关系写在白板上：

周平是住院病人，赵淑珍是洗衣房临时工，冯立群是值班医生，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彼此认识，而是都在同一栋楼里，楠城区精神卫生中心。

“铜墙上还有别的名字。”

陈安乐把剩下几十个标签的比对结果一页一页往下翻。

“有几个匹配了非正常死亡档案，意外坠楼、心脏衰竭、溺水，死亡时间分散在不同年份，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多年前，这些人的户籍或社保记录里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在楠城区精神卫生中心工作过，或是当年的住院病人。”

他把这些名字按时间轴排开，最早一个死于多年前，最近一个是赵淑珍。

红钩的顺序和死亡时间不完全重合，有些早死的人红钩画得晚，有些晚死的人红钩反而画得早。红钩的顺序不是按死亡时间，是按别的什么东西。

“是按铜腔的频率。”

席溪晚把铜墙照片和频谱分析图放在一起，“第一排最高频，红钩最早画满，第四排最低频，红钩最近才画上去。他不是按时间打钩，他是按频率，从高到低，一个一个来。”

专案组当天下午去了楠城区精神卫生中心旧址，门诊楼三层在火灾里烧损最严重，走廊天花板塌了一半，烧焦的石膏板悬在半空中。

住院部还在，外墙上的白色瓷砖被岁月熏成灰黄色，常春藤从墙根一直爬到三楼窗口。

档案室在地下二层走廊最深处，铁皮柜倒了一排，病历册散落一地，被水泡得发胀，许秋桐蹲下来，戴着手套把病历一册一册翻开，纸张发出潮湿的撕裂声，字迹模糊不清。

她翻到最底下一层，手指碰到一个硬壳文件夹，牛皮纸封面完好，夹层里有塑料防水膜。

她抽出来翻开，第一页就是沈秀兰的死亡证明原件，死亡结论一栏写着“自杀”，签字栏里盖着当时的值班医生印章，冯立群。

证明背面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手写字迹，钢笔，墨水已经褪成浅褐色：清洁工沈秀兰，坠楼时间凌晨一点二十分，送医时已无生命体征。死者儿子在场。

下面的纸张还没有被水泡烂，当晚值班护士的交接班记录，凌晨一点十五分，病人周平癫痫发作，值班医生冯立群前往处理。

五分钟后，沈秀兰从三楼窗口坠落。赵淑珍的临时工排班表上，凌晨一点到二点是夜班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