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她说了？”林晓兰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里。

“说了，从张长龙怎么打你开始，说到那天晚上你们五个人是怎么一起动手的，她说得很详细，也很诚实，她说你是第一个捡起石头的，她说你脸上全是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但你在地上摸了一会儿，摸到了一块石头，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林晓兰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不是那种慢慢的、一滴一滴的流泪，而是像决堤了一样，整张脸瞬间被泪水覆盖，像有人在她体内拧开了一个水龙头，她张着嘴，发出一种无声的、几乎要把身体掏空的哭声，那种哭声没有声音，只有气，只有颤抖，只有一种从灵魂最深处挤出来的、人类最原始的悲鸣。

宿云松没有递纸巾，没有安慰，就那么安静地等着，像一座山一样不动。

林晓兰哭了很久，久到许秋桐忍不住想要递纸巾的时候，她才终于发出声音。那声音不是说话，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挤出来的、压抑了三年的、终于找到了出口的尖叫。

那声尖叫很短，短到只有一两秒，但那一两秒里承载的东西，三年的殴打、十一次报警无果、无数次绝望的夜晚、无数次被打到失去意识又醒来。

尖叫过后，林晓兰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在椅子里，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条被搁浅的鱼，嘴巴一张一合的，然后她开始说话了，不是回答宿云松的问题，而是像自言自语一样，把压在心里三年的话全部倒出来，不管有没有人在听，不管有没有人想听。

“我十九岁嫁给他，是他家花了三万块钱彩礼买过去的，三万块，不是给我的，是给我爸的，我爸拿了钱，我就嫁了，嫁过去第二天他就开始打我，说我做饭不好吃，打了我一巴掌，我以为只是他脾气不好，以后会好的。三年了，他没有好过，一天都没有好过。”

她的声音很平，平到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在念一份病历，逐条逐项，清清楚楚，像一个医生在描述一个病人的症状。

“他打我的时候从来不挑地方，脸上、身上、腿上，哪里顺手打哪里。他打完了还不让我去看医生，说花钱，我自己去药店买药膏，被他发现了，他把药膏摔了，又打了我一顿，说我浪费钱，说我这种人不配用这么好的药，我身上没有一块好皮，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来了，有时候旧伤还没结痂，新伤就盖在上面了，一层一层的，像千层饼一样。”

“我想过离婚，去年我去过民政局，问了离婚需要什么手续，他知道了，回来把我锁在家里，打了整整一个晚上，从晚上八点打到凌晨三点，他打累了就歇一会儿，喝口水，抽根烟，歇好了接着打，他说如果我再敢提离婚，他就去我老家，把我爸妈都杀了，把我弟弟也杀了，一个不留，从老到小，一个都不放过。”

林晓兰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但不是哭，是一种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的愤怒，像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我相信他做得出来，他不是人，他是畜生，畜生还知道护崽，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爽不爽，他打我的时候会笑，真的会笑，嘴角往上扬着，眼睛里有光，像是在做一件让他很快乐的事情。”

“我报过警，十一次。”林晓兰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像一把刀从鞘里抽出来，“每一次我都以为这次会有人帮我了，每一次都是失望。第一次警察来了，说两口子吵架很正常，调解一下就没事了，我说他不是吵架，他是在打我，我身上有伤，警察看了看，说伤不重，不用立案。”

“伤不重，肋骨断了叫伤不重？嘴角缝了四针叫伤不重？眼睛肿得看不见东西叫伤不重？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跑去妇联求助，妇联的人说会帮我协调，协调了三个月，协调的结果是让我跟张长龙好好沟通。好好沟通？我跟他怎么沟通？我跟他说话他打我一巴掌，这也叫沟通？”

她笑了，那种笑跟赵小燕如出一辙，是被荒谬的现实击碎之后才会有的、绝望到骨子里的笑，那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只有一种彻底的、不可挽回的幻灭。

“后来我不报警了，不求助了，不跟任何人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没有人能帮我。妇联不能，警察不能，法院不能，没有人能，我只有我自己，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想，也许明天我就死了，被他打死了，有时候我会希望明天快点来，不管是被打死还是别的什么，只要不用再活在这种地狱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