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叔，您数数。”

老张头接过钱，手抖得厉害，一张一张数着。数完，抬起头，满脸是泪。

“晨子……我活了六十多，第一次领分红。这钱……比工资还香！”

刘翠花买了300股，分红126元。她拿着钱，对着顾晨鞠了一躬：“顾总，以后公司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谁要说公司坏话，我跟他拼命！”

王秀兰五万股，分红两万一。她拿着那厚厚一摞钱，半天没说话。

“王婶，怎么了？”顾晨问。

“晨子，”王秀兰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当初借你那五万，没想过能回来。可你不但还了，还让我挣了这么多……我、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轮到铁蛋爹。八万股，分红三万三千六。

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忽然对着所有人鞠了一躬。

“各位，我张满仓，以前就是个种地的老农民。是晨子，是公司，让我成了万元户，让我儿子上了大学，让我有了今天。我没什么文化，不会说漂亮话。我就一句话：晨光公司，就是我的命根子。谁要动公司，先从我身上跨过去！”

台下掌声如雷。

分红大会一直开到深夜。

最后，所有人都走了，顾晨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食堂里。

他看着桌上剩下的几摞现金，看着墙上那面写着“全员持股 共同富裕”的红旗，忽然又想起三个月前那个晚上，也是在这个食堂，也是这些人，把一辈子的积蓄交到他手里。

他弯下腰，对着空无一人的食堂，又鞠了一躬。

直起身时，脸上又湿了。

但这次，是笑着哭的。

1987年的最后一天，顾晨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

“这一年，差点死过去。银行抽贷那天，我以为公司完了。可最后救公司的，不是银行，不是政府，是那些跟着我干的人。”

“老张头把养老钱拿出来，满仓叔不盖房子了，王婶把全部积蓄都给了我……他们信我，我不能辜负他们。”

“全员持股，不是我有多聪明，是形势逼出来的。但逼出来的路，反而走对了。现在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把公司当成自己的。这样的公司，垮不了。”

“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这些人还在，我就有信心。”

窗外，1988年的钟声敲响了。

顾晨合上日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前。

红旗镇的夜空，第一次有人放烟花。

五彩的光，照亮了他的脸。

第42章 大家除夕快乐呀

1981年深秋，省城西郊，一处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

顾青山、顾晨父子，在陆知行的陪同下，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楼道里光线昏暗，墙皮斑驳，空气中有股淡淡的霉味。三楼左手边那扇深棕色的木门前，陆知行停下脚步，轻轻敲了三下，停顿片刻，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站在门内，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的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在三人脸上逐一扫过。

“老陈，打扰了。”陆知行低声说。

老陈点点头，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子不大，陈设简朴得近乎寒酸。一张木桌，几把旧椅子，靠墙是满满当当的书架，堆着各种文件和书籍。窗户玻璃有些模糊，透进来的光线让室内的尘埃清晰可见。

顾晨打量着这一切。这就是陆叔叔口中“一直在暗中关注妈妈案子”的那位纪委老同志——陈明远，曾经是省纪委的骨干，据说当年母亲案发时，他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退了休，深居简出。

“坐吧。”陈明远自己先坐下，指了指桌上的暖壶和搪瓷缸，“自己倒水，没什么好茶。”

顾青山坐下，沉默片刻，开口：“老陈，这些年……”

“不用说那些。”陈明远摆摆手，直接打断，“知行跟我提过多次，我一直没让来。不是不想见，是时机不到。”他顿了顿，目光转向顾晨，“这就是你儿子？”

“是。顾晨。”顾青山说。

陈明远打量着顾晨，眼神里有一丝审视，也有一丝复杂。良久，他缓缓点头：“像她妈妈。尤其是眼睛。”

顾晨心头一震，眼眶微微发热。这还是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陈伯伯，我妈妈的事……”顾晨开口。

陈明远再次摆手，示意他别急。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在最顶层摸索了一阵，取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厚厚档案袋，已经泛黄。他走回来，将档案袋放在桌上，却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按着。

“这案子，我盯了快八年了。”陈明远的声音低沉，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从石头里磨出来的，“当年，她是省农科院最年轻的女研究员，课题很有前瞻性，关于生物防治和生态农业的。那个年代，懂这个的人不多，她算是走在前面的。”

顾晨屏住呼吸，听陈明远讲述母亲的故事——那些他从未完整了解过的往事。

“问题出在1973年。”陈明远说，“她主持的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和当时省里一家大型农药厂合作。课题方向，是要论证长期使用化学农药对土壤和水源的累积性危害，并提出替代方案。研究进行到一半，初步数据已经显示，那家农药厂的拳头产品，某些指标存在问题，如果持续大规模使用，十年二十年后的环境代价会很大。”

顾晨明白了：“这个结论，触动了农药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