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芬摆摆手：“你妈对我有恩。当年我家里穷，读不起书，是你妈资助我念完大学的。她出事那天，我在外地出差，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这件事，我愧疚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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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家的客厅里，周淑芬慢慢讲起当年的往事。

“1966年，你妈的研究到了关键阶段。那种菌剂，效果太好了，好得让人害怕。一季小麦，能增产30%以上。”

“后来出了问题。有一批菌种出现变异，你妈紧急叫停了试验，说要查清楚原因再继续。但有人等不及了。”

“谁？”顾青山问。

“姓吴，叫吴永年。当时是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中国农科院的副院长。”周淑芬的声音发冷，“他知道你妈的研究价值，想抢过去。”

“怎么抢？”

“举报。”周淑芬说，“他写匿名信，说你妈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为资本主义服务’。还说你妈和美国人有联系——其实只是和美国学者通过几封信，讨论学术问题。”

“那时候正在搞运动，这封信就是催命符。”周淑芬叹气，“你妈被带走那天，我在外地。等我回来，一切都晚了。她的实验记录、数据、菌种，都被‘接管’了。后来那些东西，出现在吴永年的论文里。”（ps总感觉当时的大运动葬送了好多人，有一点世事艰辛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是他？”

“因为我亲眼看见的。”周淑芬说，“运动结束后，我被调回研究所。有一次整理档案，发现了吴永年当年的笔记。上面清清楚楚记着，他从你妈的实验记录里抄了多少数据。那份笔记，我偷偷藏起来了。”

顾青山猛地站起来：“笔记在哪儿？”

“在我女儿家，藏了二十年了。”周淑芬看着他，“青山，我老了，不怕什么了。你要告，我给你作证。那份笔记，我交给你。”

顾青山跌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

二十四年了。

终于。

周淑芬回去取笔记的那几天，顾家父子没睡过一个好觉。

顾晨把公司的律师请来，研究法律问题。

“这个案子，有几个难点。”律师姓刘，是省城有名的知识产权专家，“第一，时间太久，快二十五年了。诉讼时效是个问题。”

“第二呢？”

“第二，对方现在位高权重。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副部级。告这样的人，阻力会很大。”

“第三？”

“第三，证据链是否完整。周淑芬的证言，加上那份笔记，够不够？对方会不会反咬一口，说笔记是伪造的？”

顾晨沉默了一会儿。

“刘律师，您说实话，有胜算吗？”

刘律师想了想：“如果证据确凿，舆论支持，有可能赢。但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种案子，一审二审再审，拖个三五年很正常。”

顾晨看看父亲。

顾青山点头：“我等了二十四年，再等三年五年，不算什么。”

“那就干。”顾晨说，“刘律师，您准备材料。公司这边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1990年11月，顾青山正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吴永年，中国农科院副院长。

案由：剽窃科研成果，侵犯知识产权。

消息传出，学术界一片哗然。

有人支持：“林晚晴的案子，我们早就听说有冤屈！”

有人质疑：“二十多年了，还能说清楚吗？”

有人沉默。

吴永年那边，一开始很强硬。

“无稽之谈！林晚晴的研究早就过时了，我用得着剽窃她的？”

但周淑芬的那份笔记，被律师在法庭上出示时，他脸色变了。

笔记里，清清楚楚抄着林晚晴的实验数据，连日期、批注都一模一样。旁边还有吴永年自己的字迹：“这个数据可用”“这个思路可以延伸”……

法庭上，周淑芬作证：“这就是吴永年的笔迹。我在研究所工作三十年，他的字我认得。”

吴永年的律师反驳：“你怎么证明这份笔记不是伪造的？”

周淑芬冷笑：“你可以找笔迹鉴定专家。这上面还有日期，1967年3月。那时候林晚晴已经被关起来了，谁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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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开庭的同时，顾晨做了另一件事。

他联系了《江南日报》的郑记者。

“郑姐，有个案子，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

郑记者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顾晨，你们这个案子，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这是为历史正名。我帮你。”

一周后，《江南日报》刊发长篇报道：

《一个女科学家的二十四年沉冤——林晚晴案调查》

报道详细介绍了林晚晴的生平、她的研究、她被诬陷的过程、她的成果被剽窃的证据。最后一段，郑记者写道：

“林晚晴已经去世二十四年。她的儿子顾青山，为了给她讨回公道，整整找了二十四年。现在，证据找到了，证人站出来了。剩下的，是法律的事，也是良心的事。”

报道一出，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林晚晴。

有读者来信：“我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这种事见得太多了。支持顾家讨回公道！”

有科学家联名呼吁：“请司法公正审理此案，还林晚晴清白！”

吴永年那边，开始慌了。

1990年12月的一个晚上，顾晨一个人走到红旗镇的老槐树下。

这棵树，他七岁穿越过来那天就见过。

那时候他还小，躲在树后偷偷哭，怕得要死。